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
這樣，對於蜀漢政權的處理，司馬光承襲了裴鬆之的見解，根據劉備以紹漢自稱，未曾改建國號的曆史事實，《資治通鑒》但以“蜀漢”稱之，既稱其所轄之地域，又彰其所立之國號。而以曹魏之年號統紀三國之事件，聲稱：“所修《通鑒》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年以紀事耳，亦非有所取舍抑揚也。”其實，這種做法就潛隱著以曹魏政權為正統的思想。歐陽永叔和司馬君實在魏蜀正偽論爭中所秉持的以曹魏為正統的觀點就是宋初結束分裂割據，完成國家統一之後的政局大勢在思想領域裏的反映。他們論三代以下正統所屬，注重“一統”甚於“居正”，這表明永叔和君實未嚐惟以終極本體的倫理觀念“天理”為標尺去審視、評價中國曆史上王朝傳承中的合法性的問題，傳統曆史哲學中正統理論的理學化傾向尚有待於南宋思想大師去加強。以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歐陽修、司馬光等人有關正統理論的研討，確實是涉及到一個政權合法性的依據的問題。毫無疑問地，合法性是政治上施行有效統治的必要基礎，它是統治的政府和被統治的人民共同認可的一種法則或理念。依據這種法則或理念建立起來的具有合法性統治的政府，人民才承認其有權力行使統治權，也承認對其有服從的義務。
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同運用統治權力的政治權威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曾經論述過三種純粹的合法性統治：一是傳統型的。這種權威的政治特征是政治權力的世襲製和君權神授。統治權力之所以被人民認可，是因為它被認為當然如此和從來如此。在政權更迭時期，新政權是以為民請命、替天行道的口號而建立的。然而新的政權一旦取得權威，就依照舊的統治模式再度運行在原有的傳統軌道上。二是神授型的。這種權威的特點，是對某種超凡的政治領袖的崇拜。這種權威往往具有濃鬱的宗教色彩，與某種意識形態相糾合。而這位被崇拜的具有神聖特質的政治領袖的權力不是來自某個政治組織，而是來自社會信仰和社會意誌。這種權威極為重視意識形態，它對經濟活動興趣索然，隻是由於非此則社會無法生存，才認可社會保留一定的經濟活動。三是法理型的。法理型統治立基於一種信念之上，即認為某些規範性的律則具有絕對的合法性，隻有根據這些律則而建立的政治權威才具有合法性。韋伯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裏的一切權威均可歸類為“神授型”，這種政治權威建基於人民對某個個人所具有的超凡神性、英雄氣質或模範性格所產生的歸順之心，以及對這位英雄所啟示和創造的某些規範模式所產生的信仰之上。當然，傳統中國的政治權威亦兼帶有某些傳統型的氣質，即認為遠古而來的傳統具有神聖性，據此而建立的權威自然地具有合法性的身份。反觀中國曆史一些曾經存在過的政治權威，得到宋儒認可的均是內聖外王式的政治領袖，他們具有無與倫比的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將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尊尊而親親，倡導人倫關係的和諧，並以此為價值觀念之基點。重義輕利，不惜犧牲基本的物質利益（利）也要維護崇高的道德倫理（義），一切經濟活動均為這種政治權威所排斥。有效地維持統治之“道”，不在於純依賴權力，因為在強權的統治下，人民的服從不是出自內心的意願，而是懾於權力的逼迫與自身力量的弱小。合法性的依據隻能立基於這個政權的德行之上。凡是做到以上這些的政權就被儒者認為是具有合法性統治的資格的，就是“正統”。反之，則被認為是沒有合法性統治的資格，是“僭偽”。在北宋基本統一的大格局下，在判定中國曆史上所存政權的正閏標準的“居正”（綱常倫理價值至上）與“一統”（尊王意識至上）的兩極並峙的天平上，歐陽修與司馬光明顯地傾向了後者，而同時的二程、範祖禹等人則認同前者。至十二世紀初，女真崛起於鬆遼，滅遼侵宋，占有中原，而趙宋王朝則偏居江左，這樣的政治格局自然也引起宋儒文化心態與曆史觀念的重大變化，體現在正統理論問題上，“合天下於一”的觀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識凸顯了。在中原淪喪，偏安半壁的現實麵前，南宋思想家重新論定曆朝正閏地位，將中興紹續絕統放在了首位。隻有將禹夏之少康、東漢之光武、蜀漢之昭烈、東晉之琅邪視為中興續統的正統政權之政治領袖，方可認定南宋之康王亦為紹續正統地位的北宋政權的政治領袖。
宋室南渡之後，理學家中正統觀念之較強者首推張□。正統理論構成其史學思想的核心，並以這個核心思想為基點向不同方向均有拓展。如前所述，由於曆史條件的不同，北宋與南宋的儒者對正統問題的見解有著很大的歧異。南宋思想家一改前輩講正統時偏重“一統”忽略“居正”的觀點，開始將終極本體的倫理觀念“天理”懸設為評判客觀曆史之演進的終極標準，以“天理”為原則去認識、評價曆史上所存王朝的曆史地位。
張□認為，“合天下於一”不過是霸道功利之私，而“居天下之正”才是王道義理之公，天命之所歸。因而，在他的正統史觀中，隻有“居正”的地位，而無“一統”的位置。其所撰《經世紀年自序》即以“尊王攘夷”為旨歸，以正統之論扶持萬世綱常。“尊王”就是尊崇褒揚那些以仁義得天下，以王道治天下，將生民之福祉置於首位的帝王，而不是乘一時之機遇，憑一時之勢力篡奪帝位的僭偽者。用這種理論觀照宋孝宗之前三千五百餘年的中國曆史，惟有舜、禹因天下歸心而踐天子大寶之位，湯、武革命順乎天命而應於人心，積數世之仁義而王天下。劉邦滅無道、誅暴秦，用三老之說，約法三章，以寬裕仁愛得關中父老之心；劉秀以宗室之身份，奮起於畎畝之中，中興漢室，光耀天下，且保全功臣，臨民以純篤仁厚之心，故得王統之傳。尤其是考察三國鼎立之時孰為正統的問題，實乃評判各家正統理論特質的關節點。不同於北宋歐陽修與司馬光的魏蜀正閏之論，張□明確表示應以蜀漢為正統，他認為，劉備以漢室之胄，不顧強弱利鈍，以正義立於蜀中，紹續漢統，所以“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為正”。事實上，理學將現實世界的倫理觀念提升為終極性的宇宙本體，重綱常、褒忠義，乃理學之特質，北宋、南宋之儒者概莫能外，關鍵在於“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土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起而帝蜀”。也就是說，若北宋儒者亦正蜀而偽魏，則等於宣布北宋立國不正，為化解這樣一個現實的矛盾，故溫公等人隻能正魏而偽蜀。當然，持蜀正魏偽之見解的北宋名儒不在少數，如程氏兄弟、範祖禹、劉恕、章望之等人均有相同的觀點。南宋之立國，其跡近於蜀，故北宋立國不正的問題已消解於無形之中，要正視南宋政局之現實，則正蜀偽魏說是為南宋政權的合法性打上一個曆史注解的最佳選擇。“攘夷”是張□正統史現的另一大特色。南軒持狹隘的大漢族主義的觀點，在處理與漢族政權並存的少數民族政權和如南北朝時的北魏、五代時的後唐等五朝時，無論少數民族政權國力如何強盛，政治如何清明，經濟如何繁榮；無論漢族政權國勢如何弱小，政治如何腐敗，經濟如何凋弊，正統一律係之於漢族政權。這種幾近於固執的見解，有其文化的因素，但也與南軒在家庭中長期所受的堅決抗金的政治教育分不開。南軒從文化倫理的原則出發，嚴於華夷之防，反對偏安一隅，倡以複仇主義，號召人們共赴國難：
靖康之變，亙古所無，夷狄腥膻中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為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
複仇之義又不可不詳講，如今日中原之人，本吾宋之臣子，虜乃仇讎也。向來不幸而汙於虜，若幸而脫歸，則當明複仇之義，覆虜之宗，鞭虜之屍，所當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