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強烈表明，金之於宋，乃不共戴天之仇，決無講和之事理，要做到敗而益堅，不墜抗金之誌，講和是不明義理之舉措。“義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去和談之心，則義理自彰。而宴安江左的士大夫不悟此理，乃因“不講學之故耳”。這個“學”當然是指心性義理之“學”。正統史觀在這裏其實成為張□倡導抗金複仇的堅強信念的重要支柱，正因為他堅信正統在南宋政權的一方，所以抵禦外侮、收複失地的正義性是不言自明的了。南宋既然是“居天下之正”，就當然有理由“合天下於一”。這樣，正統理論就從一種單純的曆史哲學一變而成為一種強烈的、富有民族主義意緒的政治觀念。“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傳統政治意識在外族入侵的曆史條件下再度得以彰顯。從“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角度來論曆史上的正統歸屬，是南宋以來正統理論中的新內容，張□的正統史觀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創見。
朱熹認為，辨正閏，即確認曆史上的正統；明順逆，即樹立曆史上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標準。這兩條原則相互關聯，十分重要。事實上，宋人以理學思想闡釋正統理論，其影響於史學之最深遠者，莫過於朱熹所修撰的《資治通鑒綱目》。此書的編撰思想，體現在《凡例》之中，其核心要義是明正統，斥篡賊，立綱常，扶名教。尤其是明正統，具有“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的重大意義，在《通鑒綱目》中，朱熹以融攝倫理道德涵義的宇宙最高本體“天理”為標尺去重新審視曆史，衡量評判曆史上的是非功過，以作為人的善良意誌的道德去洗滌充溢著邪惡與荒淫、愚昧與殘酷的曆史汙跡，從而昭示“天理”之為亙古不朽的至善的存在。判別中國曆史上各政權正閏的標準就在於以“天理”為最高原則去評定各王朝的曆史地位，這樣，正統史觀在理論形式上具有了更為濃厚的理學色彩。
朱熹認為，自古至宋，“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其餘的王朝均稱不上正統。按照這個意思，《通鑒綱目》也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篇，而不述及夏、商等朝代，“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後，黜魏年而係漢統，與司馬氏異”。如前所述，帝魏寇蜀還是帝蜀寇魏，是宋代論正統者爭辯的一個熱門話題，實際上也與宋王朝正統歸屬這個政治問題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魏蜀正閏之辨是判定正統論者思想特質的試金石。朱熹即公開宣稱，《資治通鑒綱目》的大義就在於“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履冠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由此可見，朱子撰《通鑒綱目》的動機可以追溯到不滿《資治通鑒》對正閏問題的處理，主要是不滿對魏蜀正閏問題的處理。因而，朱子仿照“春秋筆法”，對三國時代的曆史作了全麵的正閏調整，從而確立了蜀漢的正統地位。以是否正統作為評價三國史事，人物“義”與“非義”、“善”與“惡”、“忠”與“奸”的準繩，蜀漢政權的建立是有合法性依據的，是符合“義”的要求的，而曹魏政權純屬篡奪，是“非義”的。由此而可以推論，蜀漢政權所施行的一切政務均可以歸之於“善政”，而曹魏無論如何地仁民愛物亦擺脫不了“惡名”。自然地，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忠”，而盡管曹操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一直為人知曉，但那也是屬於“奸”。總之，“正統”是合乎“天理”的，《資治通鑒綱目》仿“春秋筆法”，溢美褒揚，無所不至，對那些背逆“天理”居於“閏位”的政權，朱子就貶損有加，毫不姑息。事實上，尊君父、討亂賊、崇正統、抑僭偽、褒名節、黜邪妄、貴中國、賤夷狄，就是《資治通鑒綱目》之主旨。
朱子正統理論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那就是“無統”說。所謂“無統”，指的是周秦、秦漢、漢晉、晉隋、隋唐之間的年代和五代十國。此時一般均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麵，或正值割據勢力之間的兼並戰爭，或農民起義之際，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製王朝尚未建立，朱子稱這種曆史時段為“無統”。領會“無統”說，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確認正統標準，還是在具體的曆史上所存王朝的政權合法性依據的評判上，朱子的見解同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的觀點非常接近。那就是，“居天下之正”並非判定正統與否的惟一標準，還要看是否“合天下於一”。這可以說與歐陽修曾闡述過的正統“三絕三續”說如出一轍。朱子晚年還表示要用這種“無統”說修改《通鑒綱目》，因病困交身而未能如願。朱子何以既重視“居天下之正”而又提出“無統”說？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現實政治格局在正統史觀上之反映。朱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宋金對峙的局麵已經形成，民族矛盾尖銳複雜，因而朱子正統理論中“居正”的意識十分強烈，因為若以“居天下之正”為判定正統的最重要準繩，則南宋政權的合法性便不言自明。而且《春秋》大旨就在於“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從華夷之辨的角度來論正統歸屬，張□為開創者，但闡發此義深且精者，當推朱子。而朱子之“無統”說乃與其對金政權的政治態度相關聯。縱觀朱子的一生，他始則主守，後又主戰，晚年又趨向於主守，但從未提及一個“和”字。他最讚賞“戰”、“守”合一之策，以“守”促“戰”，以“戰”自“守”，戰守結合，等待時機，一舉完成恢複大業。在朱子的內心深處，還是祈盼大一統局麵的出現，“無統”說的提出，是對南宋統治者偏居一隅，宴安江左的消極頹廢心態的莫大嘲諷與評判，也是朱子自治固本，內修政理，驅逐戎虜，恢複故疆，完成一統的強烈願望在曆史哲學裏的曲折的體現。
綜上所述，朱熹將道德理想界定為客觀曆史演進之終極目的，將儒家的道德倫理邏輯等同於客觀曆史演進之邏輯，以先驗性的倫理本體“天理”為惟一的價值標準來認識、評判曆史複雜的演進過程中所出現的複雜的現象。在對具體的曆史事實作終極的價值判斷時，抽象的、以道德為內涵的宇宙本體便從曆史現象中彰顯出來。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朱子曆史解釋中的“理”，主要的不是一種自然的規律，而是一種道德規範，不僅是一種存在論的原理，更是一種倫理學的原則。朱子在他的曆史解釋中實際上是將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為一體，如此，曆史乃成為道德原則的體現。朱子正統史觀在理論上正是表現出這樣一種精神。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朱子在認識和評價曆史上所存在過的各個王朝的曆史地位時，並不究心考察它實際產生過的曆史作用，而完全側重於它是否符合自己預先設定的先驗的道德原理。遺憾的是，曆史的進程並不總是趨向於“天理”之所在，倫理邏輯亦不總是一個統一體，許多時侯甚至相互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朱子仍以“天理”為原則的先驗的道德觀念為主體的價值標準作為認識、評判複雜的曆史進程與曆史現象的惟一標尺，並將這種原則貫徹在具體的史籍修撰中，其結果隻能是得出有悖於曆史事實的認識，也就是說，朱子在曆史解釋中盡管主觀上認識到應將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為一爐，但在客觀的曆史的撰述上卻總是不自覺地偏向於後者，以主觀的價值判斷替代了客觀的曆史史實。這是朱熹曆史哲學的局限性之所在。
梁啟超雲：“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雲者，殆謂一為真而餘為偽也。”以我們今日理性、科學的眼光看，正統論作為一種普遍的、深層的曆史觀念，的確對中國古代曆史學的發展有著多方麵的深刻的影響。我們不但要指出正統之謬，更重要的是指出其謬在何處。正統史觀經宋代諸儒的大力倡導，完全確立了其在曆史學領域中的地位。隨著正統史觀的介入，中國史學第一項損失就在於司馬遷所開創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家撰述總原則遭到遺棄，從客觀上探尋曆史變化及其盛衰興亡之原由的治史宗旨不再受到應有的重視，曆史學轉身而走入一條與現實政治緊密相聯，熱切為政治服務的道路。曆史學逐漸的墮落為政治的附庸。事實上，正統理論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宋代之後）作為專製主義的思想武器，成為封建政權論證自己是合法政府的得力工具，不同的時代變換不同的政治內容，使其經久而不衰，直到近代曆史上還在政治鬥爭中產生著一定的影響，而其本質從總體上說並無大的變化，反映出一種附贅於傳統政治文化身上的禦用思想的嚴重墮落性。另一方麵，正統理論置身於曆史學，使得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倫理化趨勢日益加強，通過論政權之合法性而進至論君主之合法性，再進而論臣民之絕對服從之義務。通過對君主、臣民這兩個政治主體之間權利與義務的關係的論述及至崇尚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常為奉天之大法。曆史學轉而淪為倫理的附庸。這樣，盡管中國史學有著悠久深遠的傳統，但始終未能發展而成為具有科學性質的學科。接受了理學思想的正統理論惟以倫理道德標準作為立論的總原則，把在具體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道德觀念看作是先驗存在的抽象的倫理原則，是曆史演進之根本動力，道德成為褒貶、評價史事、人物之終極標準。曆史學與倫理學過度密切的結合，使得中國曆史哲學由原先的豐富多彩、生動活潑而漸入枯幹、僵化之境地，這裏宋儒論正統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