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作者是當時北京大學英語係博士生辜正坤（現為北京文學教授）。辜正坤指出翻譯標準難題之所以久攻不克原因在於我們思維方法上的單向性或定向性。因而他主張立體思維引出多個觀察點，於是標準就不再隻有一個了，從而提出翻譯標準多元化，多元化標準相互補充這一很有見地的看法。他認為，“翻譯的唯一的絕對標準就是原作本身，但這是一個根本達不到的標準：而翻譯的最高標準應是最佳近似度”。為了達到這個最佳近似度，譯者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達到目的地。他提出由於翻譯的功能多種多樣，人類審美趣味也多種多樣，加上譯者和讀者的層次也大不相同，所以為了不同的翻譯目的，滿足不同的審美興趣，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一個作品完全可以有多個譯本，翻譯的方法也完全可能多種多樣。辜正坤本人身體力行自己的多元標準理論的形式，翻譯了不少已被多位名家用其他文體翻譯過的英詩。公平而論，辜正坤多元互補論中的內容西方翻譯理論家們也都有提及，比如紐馬克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讀者不同，翻譯標準不同，譯文也應不同。但辜正坤的多元互補論將翻譯標準這個題目討論得最徹底，概括得最全麵，不失為80年代中國翻譯界鶴立雞群的佳作。辜正坤這篇長文隻是他一係列中西詩歌翻譯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他在最近出版的《中西詩鑒賞與翻譯》一書中，對文學翻譯有係統的總結與概括，既不機械地套用西方翻譯理論，也下隻拜倒在國粹腳下，而是中西並蓄，篳路藍縷，獨創了他自己的一套詩歌翻譯理論體係，是中國內地翻譯研究方麵少有的佳作。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翻譯活動和理論研究的勢頭有增無減，大批翻譯作品問世，翻譯研究文章也頻頻發表。由於中國內地政治經濟形勢已有別於80年代，所以翻譯研究中引進西方，崇尚西方的傾向略有糾正。在社會大環境方麵，起自於80年代早期的西化浪潮，進入90年代後便不再是時代的主旋律，代之而起的是較為冷靜的思考和間或出現的一些強烈的民族情緒。這種轉變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會文化的話語結構上，同時也影響了學術界的研究思維與傾向。在翻譯研究方麵，80年代一直存在的傳統派，在90年代的大環境中更覺如魚得水，批評西方翻譯理論的聲浪漸次高漲。在80年代引進的最主要翻譯理論家奈達當然便首當其衝，成為批評的對象。其實這種批評本該在80年代與引進並駕齊驅，但遲到的批評畢竟為中國譯界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對西方翻譯理論的批評都是健康有益的。純理論研究方麵，北京大學英文係翻澤專業的一批博士生比較活躍，很值得注意。另外，解放軍外語學院翻譯係在理論和實踐等方麵也十分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