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國成立後的翻譯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翻譯活動沒有停止。由於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俄漢之間的翻譯成了中國翻譯的主要部分，對翻譯的研究沒有中斷。50年代，最著名的譯論首推傅雷的“神似”論。傅雷是中國法國文學翻譯方麵最重要的人物。他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認為“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文字上要求“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並期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顯然，他的提法和魯迅的是完全相反的。他非常強調中文的流暢，主張用地道的中文。這一點傅雷身體力行，隻要去讀一下他的譯作就知道他把理論用到自己的翻澤實踐中去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翻譯理論中較為重要的論說應推錢鍾書的“化境”。錢氏本人譯作不多，但是公認的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在《林抒的翻譯》一文裏，提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是達到“化境”。用錢氏的話說，這叫“脫胎換骨”。20世紀70年代沒有新的理論的出現，但是，並不是說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被忽視，翻譯工作者在70年代翻譯了大量的外國作品。
（三）改革開放後翻譯理論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翻譯4研究重新複活。中國不僅經濟有長足的發展，人文科學也百廢俱興，翻譯研究方麵的成果層出不窮。但翻譯研究的主調是和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主流一致的，也就是大量引進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在這段時期內，中國譯協的刊物《中國翻譯》（前身為《翻譯通訊》）在促進翻譯研究方麵立下了汗馬功勞。很多翻譯理論的扛鼎之作都發表在這個刊物上。很多西方翻譯理論家都是由該雜誌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一時間，奈達（Nida）、卡特福德（Catford）、紐馬克（Newmark）、斯坦納（Steiner）等西方譯界名人都成為中國學者們常掛在嘴邊的名字。80年代中國翻譯界幾乎到了言必稱奈達的地步。此外，也有不少專著發行，內容都是介紹西方翻譯理論，或套用這些西方理論的研究作品。中國第一次翻譯理論討論會於1987年在青島召開，會上一批青年學者立誌要完成中國翻譯學（Chinese translatology）這項宏大的工程。雖然這段時期裏，翻譯研究的作品為數甚多，但大多是引進或套用西方理論的作品，沒有劃時代的強音。但在百花齊放的環境中，研究內容的確顯得色彩紛呈，出現了一批優秀的翻譯研究者，如譯壇老將翁顯良、許淵衝，翻譯理論及教學研究學者劉宓慶，在引進奈達方麵功不可沒的譚載喜，法國文學翻譯研究學者許鈞，詩歌翻譯理論研究學者辜正坤，科技翻譯理論研究的先驅方夢之，科幻小說家郭建中，采用新思維研究翻譯的範守義等等舉不勝舉：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為建造中國翻譯研究大廈添磚加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海外任教的劉宓慶。劉氏對翻譯的研究一直從80年代延伸到至90年代，而且仍在不斷努力中。無論從質還是從量的角度來看，劉宓慶成果斐然。他那五本譯學著作《文體與翻譯》、《當代翻譯理論》、《翻譯美學導論》、《英漢翻譯訓練手冊》和《翻譯與語言哲學》）可以說為中國翻譯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還值得介紹的是80年代中期發表的《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