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是五四運動前的第一次翻譯高潮；第二次翻譯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中國的士大夫與傳教士聯手將歐洲的宗教、哲學、科學、技術和文學等“西學”介紹到中國來，徐光啟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譯了6卷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還獨譯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麵的著作。李之藻翻譯了10卷亞裏士多德的《辯證法概論》，最早介紹西方邏輯學，他創用的某些邏輯術語已成為邏輯學的專門詞語，沿用至今。第三次翻譯高潮指鴉片戰爭後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學翻譯。
（一）古代及晚晴社會的翻譯研究翻譯在我國有悠久的曆史。有史記載的翻譯活動也與宗教直接有關。佛教早在上古時期便在亞洲諸國傳播，東漢時傳入我國。以後近千年內，我國共翻譯佛經1500多部，豐富的翻譯實踐造就了一批佛經翻譯理論家，他們是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的支謙、東晉的道安、六朝時代的鳩摩羅什、隋代的彥綜和唐代的玄奘。支謙的《法句經序》是我國第一篇有關翻譯的論文，道安總結了比較完善的直譯原則，鳩摩羅什是主張全麵意譯的第一人。彥綜和玄奘生活在佛經翻譯的鼎盛時期；玄奘親自去印度取經，帶回經書600餘卷，其中一半以上由他譯出，譯文具有“意譯直譯、圓滿調和”的品味。他還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準，力求忠實與易懂並重。在中國自有翻譯以來，人們就沒有停止過對翻譯的討論。西漢末年，絲綢之路開通，中國與西域各國的交流逐漸頻繁，佛教因之傳到中國。漢代佛教之興起帶動了佛經的翻譯。但中國佛經翻譯的鼎盛時期應為隋唐。在玄奘（602～664）時期，中國佛經翻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對翻譯的討論也更趨完善。“若玄奘者，則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玄奘直譯意譯兼顧，確切地表達了佛經的原意，是中國翻譯研究早期的論說。中國翻譯研究的更重要的時期是在清末和民國初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組織了一大批學者翻譯有關西方自然科學書籍。在維新思想的影響下，一大批介紹西方政治思想、科學方法的譯作和文學名著的譯本問世。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和《社會通全》等。他的譯著推動了“新學”的發展，起到了啟蒙的作用。他提出的翻譯標準“信、達、雅”至今認為翻譯界所認可。文學翻譯成就最大的是林紓。他是一位奇才，不懂外語卻能從事翻譯，完成的譯述有183部，總計1200萬字。他的翻譯方法奇特：由懂外語的合作者口述原文內容，他再“加工”成譯文。這樣的譯文雖然難以忠實於原文，難免有許多遺漏、刪改、增補之處，但可讀性仍然很強，對介紹西方文學起到一定的作用。此時，西方對中國全方位的影響勢如破竹，中國呈無法招架之勢，各國列強的入侵，資本主義經濟貿易的開展，文化交流的啟通，使得大清王朝搖搖欲墜。
盡管有誌之士主張維新變法，試圖力挽狂瀾，但清朝氣數已盡。隨之而來的民國也非太平盛世。20世紀早期西方的影響來自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傳統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麵是另一種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即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是一個動亂的時期。但國家不幸文人幸，大量的作品都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近代中國社會每一次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是和引進西方思想和知識分不開的。這其中翻譯家為中國的社會變革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時期最主要的翻譯家當然是嚴複。他譯的一些社會科學著作啟迪了當時無數的讀書人。在文學翻譯上林紓也是不能忽視的。由於有頻繁的翻譯活動，因此對翻譯的討論也十分普遍。馬建唐、嚴複、梁啟超、章士釗、傅斯年、鄭振鐸不少文人墨士都對翻譯的方法和技巧有過評說。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嚴複在譯完《天演論》後寫的《譯例言》（1896年）。他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以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嚐，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在這篇僅僅隻有1000多字的翻譯總結裏，嚴複用“信、達、雅”三個字概括了翻譯活動要達到的標準。“信”在嚴複來看就是忠於原文；而“達”則主要是文字表達；“雅”是要有文彩，文字要雅。雖然人們對“信、達、雅”這個標準也提出過不少批評，但中國翻譯界一直將它奉為“金科玉律”。一直要到20世紀80年代，當西方翻譯理論如潮水般湧進中國時，“信、達、雅”才真正受到嚴峻的挑戰。嚴複“信、達、雅”在中國翻譯界的地位與影響從中可略見一斑。自嚴複譯《天演論》後，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翻譯活動如雨後春筍，譯作層出不窮。對翻譯技巧及方法的討論也相當熱烈。魯迅、梁實秋、瞿秋白、林語堂、成仿吾、郭沫若等人都積極地參加了有關翻譯的討論。特別是魯迅，在討論翻譯時相當活躍。他主張“寧信勿順”，與梁實秋和趙景琛等展開了一場論戰。魯迅在《幾條“順”的翻譯》一文中對梁實秋和趙景琛進行了回擊：“拚死命攻擊‘硬譯’的名人，已經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師梁實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趙景琛教授，最近就來了徒孫楊晉豪大學生。但這三代之中，卻要算趙教授的主張最為明白而且徹底了，那精義是‘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從這些交鋒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翻譯界對翻譯中的問題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觀察。這些爭論的焦點就是要以源語為基準還是以譯入語為標準，也就是翻譯領域中永恒主題。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期間，我國的翻譯活動為馬列主義思想和世界文學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於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通俗易懂的大眾化語言使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作品擁有更多的讀者，魯迅、瞿秋白、鄭振鐸、茅盾、郭沫若、成仿吾、林語堂、朱生豪、艾思奇等學者辛勤筆耕，不僅翻譯了大批世界名著，而且對翻譯理論進行了認真的思索和探討，研究的範圍擴大到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等眾多領域，為我國的翻譯理論的係統化和科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