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思維密不可分。思維是語言的內核，語言是思維的外在形式；語言要通過思維才能傳達所攜帶的信息，而思維也要通過語言才能表達要傳遞的信息。而翻譯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是將一種語言所承載的信息用另一種語言來承載，即載體的改變。因此，與語言變換密切相關的翻譯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思維活動的過程，是思維方式變換的過程。英漢兩個民族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決定了其語言結構上的差異。
（一）英漢思維方式對比
與時空觀一個民族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基本生產方式，以及其所經曆的曆史時期、科學和文化的發展程度影響甚或決定了該民族的總體思維方式。特定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個民族與外部世界聯係的可能程度，而其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又決定該民族與外部世界發生聯係的需要程度。人們的思維首先是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和體驗，因而一個民族的時空觀便構成了其思維活動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印歐民族起源於遊牧民族，他們依靠自身的驍悍和武力來掠奪土地和財富，建立自己的家園。歐洲大陸成了遊牧民族馳騁縱橫的天然舞台，而英吉利海峽也並沒有成為阻擋他們的屏障。廣闊的地域，不斷的流動，使印歐民族形成了很強的空間概念。因此“西方注重自然時空，而且特別偏重空間的自然真實性”、從而使西方人具有空間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時空觀。由於空間是客觀存在的，看得見、摸得著，所以以這種時空觀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具有更大的客觀性和精確性。在價值判斷上，這種思維方式傾向於二元，即客觀事物非此即彼，界限分明。為了在有限的空間獲得更多的客觀概念，西方人更注重邏輯推理，這樣就削弱了自然事物帶來的感情色彩，成為一種更為理性的思維方式。空間的三維性和多樣化使偏重空間的時空觀決定的西方思維方式成層疊型。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完全按照時間順序，更長於分析推論。漢民族所處的中原大地被高山與大海環繞，是一片相對封閉的土地。漢民族是自耕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這樣的地理環境與生產方式使得與外界的交往既難實現，又沒必要。人們晨耕暮歸，春種秋收，關心的是四季的更替、時光的流逝、作物的收獲、人的生老病死。因此漢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思考首先和主要的是對時間的認識和思考，即在“時空觀上注重的是心裏時空，而且特別注重時間。”重時間的時空觀使漢民族形成了清晰流暢的線性思維特點，而注重心理時空則使漢民族更著眼於客觀事物給人的感受，即“對自然美的欣悅之情”；尋找對自然界的體會。這樣，漢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更傾向於形象思維，傾向於“直觀感悟”，“重了悟，不重形式”。漢民族在其思維中融進了很多的感情色彩，使自己“具有更多的詩人氣質”。他的價值判斷是多元的、迂回的。此外，具有線性型思維方式的漢民族更習慣於歸納綜合。
（二）英漢思維方式對比、語言及其翻譯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思想的直接現實就是語言。”愛德華?薩丕爾在其《語言論》中亦提出：“語言是通向思維的唯一途徑。”這些能說明思維和語言的相互依存關係為語言學家所公認。英漢兩個民族思維方式的差異必然會在兩個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講英語的民族的思維方式追求空間的精確性，而空間是精確可測的，因而決定了英語是一種“精確型”語言，筆者把它稱為“律師”的語言。其價值判斷的客觀性和二元性又使其語言減少了感情因素；漢民族思維重“感悟”，偏重對較難測定的時間的體會，並把世界放在一種虛與實相互映襯中加以感受，其價值判斷是多元的。濃厚的感情色彩給漢語注入了一種模糊因素，使漢語成為一種“模糊型”語言，帶有很強的詩的色彩。因此要想用漢語表達一個相對精確的概念，常常必須同時使用幾個相對模糊的詞，互相修飾限製，才能達到目的。因此漢語中大量存在著雙音詞。對習慣了語言模糊色彩的漢民族來說，英語便顯得有些“幹巴巴”的。在將英語譯成漢語時，就必須適當地使之“豐滿”一些，才能為中國讀者所接受。比如美國西部片“Blood and Sand”，對英美人而言，該片名的單詞已足夠使他們產生藝術聯想，但對中國人來說，“血與沙”卻過於精煉，缺乏藝術感染力。若譯成“碧血黃沙”，雖然語言顯得複雜和模糊了一些，但其中的詩意和韻味卻給中國人留下充分想象的餘地。倘若將“碧血黃沙”回譯成英語“Red Blood and Yellow Sand”，無疑將會使英美讀者產生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的感覺，從而破壞了整個藝術效果。因此，將漢語譯成英語時，便要適當地作些削減，以適應英美人的思維與語言習慣。英漢民族思維方式的差異也在兩種文字的句法結構上有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