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古有之，但翻譯理論研究卻起步較晚。從其所依賴的學科角度看，翻譯理論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語文學範式階段、語言學範式階段和文化範式階段。20世紀四五十年代前的兩千多年是語文學範式的翻譯研究階段。該範式以修辭學、美學等作為理論基礎，強調譯者的天資和稟賦，重視譯者的技巧和經驗，輕視翻譯理論研究，因此語文學範式階段缺乏自身的翻譯理論體係。這一階段時間跨度長，翻譯名家多，絕大部分經典著作都是這一階段翻譯出版的。與這一階段名家如雲、佳譯似海的情形相比，翻譯理論研究雖然名言、妙喻迭出但終因太多感悟、太多散論而顯得單薄乏力。語言學範式的翻譯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我國則遲至70年代末）。它以堅實的現代語言學理論為支柱，便翻譯這種跨語言的交際活動被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疇。語言學的介入使翻譯研究逐步從經驗總結式的隨感走向係統深刻的理論探討，翻譯學作為一門新的學科也呼之欲出。進入80年代後，語言學範式的翻譯研究逐漸暴露出重翻譯客體（文本）輕翻譯主體（譯者）的弊端，因此許多相關學科先後介入翻譯研究，形成多學科滲透的翻譯研究局麵：在多種學科介入翻譯理論研究中文化學派充當了急先鋒和主力軍，因此該階段也被大部分翻譯理論研究者稱之為文化範式階段。文化學派極大地推進了翻譯理論研究，可謂成績卓著，但文化學派輕視翻譯研究本體的弱點也是明顯的，因而受到不少翻譯理論研究者的質疑，但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書還是將翻譯理論研究的第三個階段稱為文化範式階段，而沒有使用雖然更加科學但稱謂略嫌繁瑣的“多學科滲透的範式階段”這一名稱。語言學範式和文化範式雖然曆時僅半個世紀，但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卓著，也因此大大深化了人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因此了解翻譯理論研究的概況就不能不了解語言學範式和文化範式的代表人物和他們的主要觀點。語言學範式的翻譯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不是曆史的偶然。20世紀初，索緒爾在語言研究上區分了語言和言語，深入論述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觀的提出使語言學的發展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革，語言學也從前科學階段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繼索緒爾之後語言學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極大地深化了人們對語言的認識。
喬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核心句（kernel sentence）、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使人透過各種語言表麵的巨大差異看到他們的內在聯係，喬姆斯基的理論為語言間的可譯性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奈達以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為基礎，結合自己多年從事《聖經》翻譯的實踐，係統論述了翻譯的主要問題。奈達給翻譯所下的定義、通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概念對翻譯過程的分析、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的提出，這些基於語言學最新研究成果對翻譯所進行的探索使翻譯研究開始擺脫以往經驗式、隨感式的困境，開始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這也難怪奈達將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取名為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譯科學探索》）。除了奈達之外，紐馬克（Peter Newmark）等人也以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研究翻譯，並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一時期翻譯研究主要借鑒語言學的理論成果，因此許多人將翻譯研究納入語言學的研究範疇，認為翻譯研究是語言學中應用語言學的一個分支。這一時期，翻譯界圍繞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可譯與不可譯、直譯與意譯、翻譯單位、翻譯標準等翻譯的重大問題展開爭論。爭論的雙方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並沒有達成共識，但爭論使更多的人認識到翻譯不僅僅是語言間的轉換，翻譯研究語言學範式的弊端也漸漸暴露出來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學研究蓬勃發展並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提供了理論準備。20世紀70年代，正當國際翻譯界科學派與藝術派激烈爭論時，比利時、荷蘭等低地國家的一批年輕學者衝破語言的界限和文學的界限，將翻譯研究納入整個文化的範疇。他們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化間的文學和翻譯的聯係，研究同一文化係統內部不同文學形式間的關係，還要研究翻譯作品引起的語言和文學的演變。這個新的翻譯學派就是“翻譯研究學派”。也就是後來出現的翻譯文化學派的先鋒和中堅力量。早在翻譯研究的語言學範式階段，就有人試圖將翻譯研究從語言學的領地中獨立出來建立翻譯學（translatology），但翻譯學的建立需要有自己堅實而寬廣的理診基礎，需要明確自己的範疇和研究對象，然而語言學範式下的翻譯研究還不具備成為獨立學科的各種條件，因此這隻能看做是建立翻譯學的初步嚐試。1972年翻譯研究學派的主將霍姆斯發表了劃時代的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著重探討了翻譯學科的名稱、性質、宗旨、範圍等內容，同時在曆史上第一次勾勒出翻譯學學科的結構框架。在這篇文章中霍姆斯將翻譯學科的名稱正式確定為“translation studies”，這標誌著翻譯研究學派的正式誕生。根據霍姆斯的設想，翻譯研究派的另一名主將以色列學者圖裏在1995年出版的《描寫翻譯研究及其他》一書中，曾用樹形圖將翻譯研究的學科結構一目了然地展現出來。翻譯研究學派誕生之後，其他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相繼出現，最主要的有解構主義學派、後殖民主義學派等等。斯內爾?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其2006年的新著《翻譯研究的多重轉向》中介紹：20世紀80年代，西方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90年代出現實證論轉向和全球化轉向；而進入新世紀，翻譯研究又回到了語言學時代，出現了“U字形轉向”（U-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