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願望當然無法代替殘酷的現實。立憲運動或許代表著中國的未來與希望，但畢竟由於諸種複雜的原因和機緣巧合而無法變為現實。從清政府一方麵說，我們當然不能相信他們對立憲的態度是那麼的真誠與渴望，它和所有的政府一樣，就其本質而言，麵對權力的削弱與可能的製衡均會感到不快，至少統治階層中的主要人物無法毫無私心。事情的真相或許如某些傳統的說法那樣：“以專製暴戾之西太後，於晚年訓政之日，乃有采用立憲之意，此亦事之至奇者也。蓋西太後當庚子之時，信用載漪，縱容拳匪，開釁列國，犯天下之不韙，當載漪勢時，西太後、榮祿等，幾為所製。辛醜回京以後，懲於權臣之專擅，首設會議政務處，集王公大臣以議要政。而其裏麵，則尤有一重要之關係，即大阿哥被黜，廢立之謀未遂，恐光緒帝一旦親政，故集其黨羽，設此會議，使光緒雖出，亦僅能擁其名而不能握其權也。迨袁世凱等以君主立憲之說進，彼西太後者，當垂暮之年，豈猶為國利民福計，而為此立憲之預備耶？亦欲藉此限製君權之說，使光緒帝不能行權於其身後耳。故西太後之采用立憲，全出於私心。其假逐年籌備以為敷衍之計者，蓋不欲於及身親見之。司馬昭之心，固路人之所知也。”[?傖父：《立憲運動之進行》。《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4冊第4頁。
]
如果從統治權術的角度這樣推測西太後，我們相信這種說法是有相當說服力的，也相信所謂“預備立憲”不過是清王朝在最後滅亡前夕玩弄的一場騙局。不過，立憲之事畢竟非同兒戲。它的目標不僅是對君權特別是光緒皇帝個人權力的製約，而且實際關涉到大清王朝國家體製的變革。也就是說，一旦立憲的目標得以實現，不論是西太後，還是光緒帝，或者其他什麼人，他們都不可能再是大清王朝傳統政治體製下的君主，而必然要受製於新的政體。聰明如西太後者不能不明白這一點，因此說她故意拖延時間，“蓋不欲於及身親見之”尚可理解，說她以立憲作為騙局愚弄大臣，欺騙百姓則未必可信。她的真實想法可能像她自己所透露的那樣：“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候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轉引自宋教仁：《清太後之憲政談》，《宋教仁集》第16頁，中華書局1981年。
]即以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地位為最後的政策底線。
然而問題在於，立憲之事畢竟意味著國家體製的重大變革，它不僅要求循序以進，穩步推行，更重要的恐怕在於國人就此應該建立起碼的共識，真誠地相信立憲政體合乎中國國情，至少是中國現代化漫長過程中的必然環節和必然階段。換言之，即使從最長遠的眼光來衡量，立憲政體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最佳政體，但在目前階段，從中國的實際來考量，應該承認立憲政體不失為一個可以試驗的選擇，國人應該建立這一起碼的共識。正如在立憲運動正式開展之後的一份上諭中所指出的那樣：“惟立憲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內外一氣，去私秉公，共圖治理。自今以後，應如何切實預備，乃不徒托空言，宜如何逐年施行，乃能確有成效，亟宜博訪周谘，集思廣益，凡有實知所以預備之方施行之序者，準各條舉以聞。……隻要切合時勢實在可行者，逐一具陳，以便省覽而資采擇。總之，此事既官民各有責任，即官民均應講求，務使事事悉合憲法，以馴致富強，實有厚望。”[?《立憲應如何預備施行準各條舉以聞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4頁，中華書局1979年。
]很顯然，國人果真能“上下一心，內外一氣，去私秉公”，那麼，立憲的結果恐怕應該比已經發生的情況好得多。
清政府的立憲決定當然不是出於主動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國內外各種壓力的結果，是清政府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被迫爭取的主動。不過，盡管如此，一旦清政府立憲的決定傳出，它依然立即獲得了相當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梁啟超說：“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如何。”[?梁啟超致蔣智由的信，轉引自孟祥才：《梁啟超傳》第108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
]甚者更以為立憲之舉有可能成為中國曆史的重大轉折：“自日本以區區島國，崛起東海，驅世界無敵之俄軍，使之複返其故都，而後世之論者，鹹以專製與立憲分兩國之勝負。於是我政府有鑒於此，如夢初覺，知20世紀之中，無複專製政體容足之餘地，乃簡親貴，出洋遊曆，考察政治，將取列邦富強之精髓，以藥我國垂危之痼疾。盛哉斯舉，其我國自立之權歟，吾人莫大之幸福歟！”[?覺民：《論立憲與教育之關係》。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第360頁，三聯書店1963年。
]
當然，與一片讚揚和支持聲相對的，也不乏懷疑者和反對者。一般說來，革命黨人對立憲之舉便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孫中山說：“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製，由專製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隻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利用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很顯然，在孫中山的心目中，既然共和之製遠優於立憲之製，那麼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次序井然”，拾階而進？為什麼不可以超越某些發展階段，迎頭趕上，“躐等”進步呢？因此他強調：“若我們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則不過徒救一時，是萬不能永久太平的。蓋這一變更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中國先是誤於說我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於今也都曉得不能用，定要取法於人。若此時不取法他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他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兄弟願諸君救中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後禍。”“所以我們為誌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若單說立憲，此時全國的大權都落在人家手裏，我們要立憲，也是要從人家手裏奪來。與其能奪來成立憲國，又何必不奪來成共和國呢？”[?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2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