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主義思潮的再次興起至遲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作為漢族知識分子的代表，雖然一方麵高唱“保皇”“保大清”的曲調，但他在內心深處已開始抱怨滿洲貴族不識時務，將變法運動的失敗乃至中國現代化的艱難，統統歸之於滿洲貴族的阻撓。他不僅認為戊戌政變“是旗人策劃執行的”，而且相信“高級旗人和西太後都頑強地反對變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頑固的，新法對於他們，比對於高級漢官更不合意。他們的不滿伴隨著變法詔諭連續公布而逐漸加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專傳出，旗人的不滿達到頂點。對滿洲人來說，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即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3冊第536~537頁。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的抱怨並沒有涉及滿族人全體，而僅僅局限於他所認定的那些滿洲貴族中的保守派們。
和康有為的心情明顯不同，孫中山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黨人，雖然在主觀目的上是為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展，但他們在鬥爭策略上至少一開始是以推翻滿清為一必然階段，期望在推翻滿清的基礎上或前提下，重新規範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以為漢民族的民族解放為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孫中山在1894年的一份文件中寫道：“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誌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裏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塗（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不行視鷹瞵，久垂誕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醫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機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檀香山興中會章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頁。
]很明顯，孫中山將中國落後挨打的全部責任統統推到清政府頭上，要求清政府承擔中國體製弊病的原罪。“庸奴誤國，荼毒蒼生。”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未來與希望完全有待於能否盡快推翻滿族人的統治，恢複漢民族的統治地位。他曾說：“使中國脫離殖民化的危機，是保衛亞洲的第一步，為了拯救中國，我與同誌們正準備發動革命，打倒清朝，我發誓要建立一個真正漢民族的國家。……不打倒滿清，中國是沒有前途的！”[?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第80頁，中華書局1991年。
]
如果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上，孫中山的判斷與選擇固然合乎邏輯，但從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孫中山的這種分析，畢竟是基於一種假設性的前提，即清政府與滿族人和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漢族人不僅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反而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他指出：“清虜執政於茲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為治世第一義，吸漢人之膏血，錮漢人之手足，為滿奴升遷調補之符。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經滿政府多方麵之摧殘籠絡，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以釀成今日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踐蹈，此所以陷於悲境而無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況愈下，濱於死亡。丁斯時也，苟非涼血部之動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小子不自量力，欲乘變亂推翻逆胡，力圖自主。”[?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平山周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頁。
]由此不難看到，在孫中山的心目中，中國之亡已有三百年，他的曆史使命與責任首先在於推翻異族的統治，恢複漢民族的獨立。不消說，這是一種狹隘的大漢民族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它的實際效果便是把已經開始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轉化為民族獨立和民族複仇的軌道上，將滿洲貴族中的腐敗、保守視為整個滿族人的責任，這勢必加重中國進步與發展的阻力。
滿洲貴族不能代表整個滿族人，滿族人行使對中國的統治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淪為滿族人的殖民地。因此，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黨人所倡導的以推翻滿清為中國進步與發展的必由之路，即使主觀目的不錯，但其客觀效果並無助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我們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後，滿洲貴族確實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也確實成為孫中山期望的“一個真正漢民族的國家”，但是，中國的政治不僅沒有絲毫好轉，反而因漢人之間的衝突與鬥爭而更加暗無天日。故而在一定意義上說，孫中山“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理想或許並沒有錯，[?《檀香山興中會章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頁。
]但其客觀效果與主觀願望之間嚴重背離則是勿庸否認的事實。於是中國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主義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