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推翻了皇帝，結束了中國二千餘年的專製統治，而是為中國傳統社會畫了一個句號，使19世紀中葉開始被迫進入近代的中國相對說來拋卻了舊傳統的束縛，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辟了一條通路，斬斷了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中國隻有義無反顧地向前走，猶豫、彷徨、畏縮不前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複辟、歸複舊製的企圖都隻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不要說人民不願放棄共和國的公民地位而去做專製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統治者自身也深感畢竟時代條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黎元洪就任民國大總統申令，民國五年6月7日。見《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第311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而無法再存絲毫複辟之想。
如果就中國曆史發展的總趨勢看，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麵結束了中國的傳統社會，另一方麵開辟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後一個方麵的意義必將愈加突出，愈加重要。不過，辛亥革命畢竟來得過於迅猛，它不僅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從而使革命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無法穩住局勢，恢複秩序，推動中國在現代化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反而因舊轍已壞新軌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亂；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曆史上畢竟是前無古人的盛世偉業，既無成功的經驗可以憑借，又無失敗的教訓可以汲取。於是我們便不難看到一個極其可怪的現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效果與主觀願望每每嚴重背離。雖然尚不能說它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喪失了一次重要機會，但畢竟由於其實踐的客觀效果不佳而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了許多隱患，投下了許多陰影。人們有理由懷疑，資產階級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國國情，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有其發展前途，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凡此種種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對中國曆史的影響並不僅在於20世紀的早期，實際上關涉到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國。我們暫且無意對辛亥革命進行全方位探討，隻願站在現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何以嚴重背離，從而或許有助於對上述諸種疑問建立一適當的同情和較為準確的理解。
清政府的兩難選擇
現代化是一個綜合性極強的概念，它不僅具有複雜的內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極強烈的階段性或時代性特征。不過，對一個民族來說，所謂現代化，不外是克服自身的封閉性和狹隘性，確立一種世界觀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從而使自己的發展呈現出與世界同步的現象。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不僅沒有階級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會屬性沒有必然的內在聯係，而且現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隻能根據自己的不同國情，確定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途徑。
然而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現代化的要求雖然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但它的啟動畢竟導源於外來因素，而且過於突然和急劇。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麵，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麵，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589頁，人民出版社1967年。
]也就是說，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既符合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化的必然趨勢，又實際上擾亂了這種必然趨勢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階段。因而中國的現代化曆程，從開始啟動就帶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無法建立一種循序漸進的現代化模式。
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超前與失序，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調理，遂使矛盾愈積愈深，終於演化成一個又一個的激進運動，結果便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中國的現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後退不能，前進不得，往複循環而不得其要領。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爆發一方麵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和久遠的曆史意義，另一方麵在客觀效果上與革命倡導者的主觀願望發生偏離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從內在必然性一方麵說，辛亥革命之發生是中國曆史的必備環節。因為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實現，雖然並不一定要依附於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但中國的現代化也決不可能建立在中國傳統社會專製體製上。換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是當時中國已具備的東西，但是中國傳統政治體製必須發生某些變動和改變，則具有相當必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