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清政府畢竟不是現代政府，它雖然渴望向現代社會轉變，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但這種轉變、進步與發展畢竟要保持在適度的範圍內，即以不損害皇權和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洲貴族的利益為基本前提。用西太後的話說：“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464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
]也就是說，不論清政府怎樣地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都不可能放棄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更不會自行放棄他們的統治地位。
誰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者
如此看來，清政府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最大極限，就是滿洲貴族繼續執掌政權，隻要能“皇位永固，……君位萬世不改”，[?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見《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3冊第2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清政府對於各種選擇方案雖然一拖再拖，但似乎並沒有堅決拒絕。也就是說，清政府即使到了最後時刻，依然期望保持滿洲貴族的特權地位，以和平的手段來謀取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最不願看到的是滿洲貴族淪為被統治階級，極力避免的是漢族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滿清、光複中華。
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理解，清政府的政策底線也隻能如此。正如毛澤東的名言，反動的階級，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們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其實，何止“反動的階級”。事實上，一切統治階級都是如此，他們無論怎樣開明，都不可能真誠而從容地將政治權力和平地轉交給另一個階級。如果指望清政府的統治者自動放棄政權，建立民主國家，那當然隻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妙幻想。不過，問題的症結不在於清政府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因為時機一到，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就不是清政府一廂情願的事情了。問題在於，清政府所固守的滿洲貴族的利益雖然隻是一種假象，但它勢必激起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漢民族的民族複仇主義情緒。從而使本以現代化的追求為主要目標的中國改革運動，不幸而演化成一種民族解放運動，致使中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不得不陷入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誤區。
本來，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由來已久。在清朝建立之初，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對滿洲人充滿著仇視和敵意；到了康、雍、乾三朝盛世，漢族知識分子也很難與滿族人產生民族認同；至於各地漢族民眾的起義和武裝鬥爭，更是民族之間衝突的明證。不過，經過將近三百年的民族衝突與融合，滿族人漢化應該說是相當有成就的，從滿族人方麵說，除了少數滿洲貴族依然對漢民族存在嚴重隔膜外，絕大多數滿族人漸已消失早期的那種民族情結。但是，作為一個統治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絕對少數的周邊民族，滿洲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時常不自覺地將他們的利益泛化，將本來隻是滿洲貴族的利益說成是整個滿族人的共同利益，以期以滿族人的共同意識來抵消和抗拒漢民族的反抗。
很明顯，滿洲貴族作為一個統治集團，在相當程度上說，既不是整個滿族人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更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和獨立的階級，而是清政府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理所當然地拒絕放棄政權和既得利益，這是任何一個社會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他們能夠在維護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的前提下允許中國的適度改革與發展，已屬相當不容易。因此，全體國人在當時如果能夠正視這一現實和理解滿洲貴族別無選擇的這一內在困境，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或許有可能在以滿族貴族為主體的清政府主導下持續進行，中國或許不至於重蹈王朝更替的惡性循環規律。
然而，曆史的發展畢竟不依後來者的善良願望為轉移。事實上，在清朝的最後時期，伴隨著滿洲貴族的處處滯後與被動，全體中國人似乎對滿洲貴族越來越失望，他們既不相信滿洲貴族有能力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更無法理解清政府的兩難選擇和內在苦悶。於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日趨高漲，遂將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引入民族主義的沼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