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中國的未來前途，除了推翻清廷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應該承認，孫中山對中國前途以及革命時機與革命條件的分析並沒有錯。中國的未來特別是中國現代化的責任，清廷確或不足以擔當和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徹底推翻清廷，建立孫中山理想中的共和政府，或許不失為一種正確的選擇。不過，這一問題實質上包含兩個方麵，一是推翻清政府的棄舊，一是建立新政權的圖新。關於前者，可以說從清廷在中原的統治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推翻清廷，光複中華的思潮與行為。尤其是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外國列強的步步緊逼，以及清廷的軟弱退讓，反清思潮也就愈趨激烈。持續達十餘年的太平天國革命，不論它的動機如何，其目的也隻是要推翻清王朝，重建新政權。然而，從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實際情況看，清廷的體製結構以及那些主政者，確實都不是最佳狀態和理想選擇。完成一次新的改朝換代不在於是否必要，是否可能，而是願不願意去做的問題。事實上，當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官僚權力鼎盛的時候，他們如果想玩弄曆史上多次出現的更姓易代的把戲，那麼他們以自己的實力去取代清廷的“孤兒寡母”，似乎並不太難。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去做。這裏不必否認他們具有傳統的忠君觀念和忠君意識，不過可能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們對中國未來情勢的判斷上。也就是說，當外國列強的壓迫日趨嚴重時，他們是維護既有的權力中心一致對外呢，還是破壞既成的社會結構，另立中心引起內訌呢？毫無疑問，他們出於民族利益的總體考量，義無反顧地支持清廷這一既成的權力中心，而將對清廷體製結構諸方麵的種種不滿作為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期望清廷重新振作起來，也期望舉國一致以清廷為中心而對外。
事實表明，這種善良的願望並沒有得到預想的效果，清廷不僅沒有重新振作起來，反而日趨腐敗，日趨沒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對清廷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他要推翻清廷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過，推翻清廷畢竟僅僅是棄舊，對於如何圖新——建立新政權，似乎在孫中山的心目中想得過於簡單了些。他以為，隻要能夠“驅逐韃虜”，便能夠“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檀香山興中會盟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頁。
]這正是20世紀中國的通行公式——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最早模式，在本質上隻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的幻想而已。民國之後的曆史足以表明，驅逐韃虜並不難，難在新的政權結構與模式並不可能建立在一張白紙上，它不僅與傳統的舊體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且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它的每一步都不能不受製於傳統的舊體製。因此，中國的未來發展不可能完全拋棄舊傳統，正如孫中山後來認識到的那樣，正確的選擇可能依然是在新舊之間尋找出路。
民族主義誤區
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實踐，雖說醞釀、開始於19世紀末年，但其成熟與真正走向實踐畢竟是在20世紀的時候，因此詳盡的研究不在我們現在的討論範圍。不過，孫中山在19世紀末年所形成的那些觀念，並不是孤立的突發奇想，它的產生不但具有充分的社會存在基礎，而且其本身也是時代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時代思潮的主流無法分割。
正如我們前已提及的那樣，在19世紀下半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人雖然想到過更姓易代這一解決中國問題的傳統方式，但出於民族利益的整體考量，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他們並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然而，由於清廷實在是積重難返，氣數將盡，無法進行徹底改革，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清廷便越來越失望。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便是19世紀最後幾年反滿情緒的興起和高漲。
反滿情緒由來已久。由於傳統價值觀念的長期熏染，漢族人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階層幾乎從來沒有和清廷的滿族統治者產生民族認同。清朝早期的抗清、反清意識與行為不必說了，即使在清朝最為鼎盛的康、雍、乾三朝，不僅以反清為宗旨的農民起義此伏彼起，而且知識分子對滿族統治者的不滿與腹誹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接連不斷的文字獄雖然在相當一些案例中可能都或多或少地誇大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意識，但是這些文字獄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漢族知識分子並沒有真正歸順於滿族統治者，他們打骨子裏看不起滿族人尤其是滿洲貴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事實。到了19世紀下半葉，伴隨著外國列強的步步緊逼以及清政府的步步退讓與無能，漢族民眾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滿意識又在升溫與高漲。康有為雖然以“保國”“保種”相號召，辛亥革命前後又以“保皇”自我標榜，但是在康有為的骨子裏，他實在具有一種濃厚的反滿情緒，至少他對那些把持政權的滿洲貴族有著一種本能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