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警告當然隻是一種智者的冷靜思索，事實上，後來中國的發展幾乎一而再、再而三地無視張之洞的警告而進行超前的試驗與改革。結果，中國舊有的基礎遭到極大的破壞，新的基礎一時建立不起來，中國隻好在張之洞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麵中支撐、飄搖。如果當時人能夠稍微用心想一想張之洞的“不同意見”，而不是因其意見不合而嗤之以鼻，將張之洞的意見置於不容討論之境地，恐怕中國也不至於總在激烈的理念指導下一再尋求根本解決和徹底解決的方案。在過了一個多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不在於是否能為中國提出一個徹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確選擇可能有待於中國人淨化那種強烈的焦灼意識和使命感，以從容的心態麵對外部世界，也以從容的心態正視中國的弱點以及與世界的差距，然後埋頭苦幹，中國的局麵終有一天將徹底改觀，中國終將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以政治而言，我們當然不會承認清朝的政治體製是舉世無比的良好製度，更不會反對中國應該借鑒、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的政治體製中合乎我用的東西。問題在於，中國舊有的政治體製不是任何個人的主觀構思，它在本質上從屬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如果人們無視社會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人為地移植外來新體製，那麼，它的後果便必然與人們的善良願望相反。近現代中國的一係列巨變，已為我們提供難以記數、值得玩味、值得汲取的教訓。
破舊而未能立新
張之洞穩健的漸進方案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與合理性，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失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理想選擇，尤其是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建構，不僅有效地化解了中國麵對西方挑戰而產生的種種困惑與尷尬，而且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它既是給反對激進派的十字軍運動以有力的思想支援，[?（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3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又是對真正意義上的保守派以及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談士的當頭棒喝。清政府的官方評價是：“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上諭。
]外國學者與觀察家則稱讚張之洞的理論建構為“中國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似乎中國如果遵循張之洞指出的道路向前發展，中國便有可能避免重蹈先前幾十年的錯誤。
不過，由於張之洞穩健的漸進改革方案既“反左”，又“反右”，因而它不僅無法喚起國人的一致響應與共鳴，而且勢必受到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夾攻。保守者一方麵歡呼張之洞的理論建構是對康梁一攬子改革方案的有力反擊，“康梁輩方駸駸響用，奧援彌固，連與成朋。許尚書、文侍禦既已參劾獲罪，而其黨且執新舊相爭為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敢言，唯張香濤尚書《勸學篇》……辭而辟之”，[?蘇輿：《翼教叢編序》，《翼教叢編》卷首第1頁，光緒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
]似乎隻有張之洞才真正做到“絕康梁並謝天下”，[?辜鴻銘：《張文襄公幕府紀聞》第9頁。
]挽救了民族危機和國家危亡。另一方麵，他們對張之洞的某些觀點並不完全讚同，認為張的一些論點實際上在為康梁張目，在本質上與康梁的主張並無區別，隻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
在康梁以及那些激進的改革主張者看來，張之洞的理論“其誌則是，其論則非，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深恐似此之說出自大吏，不難如曾侯中國已醒之論，又害我中國十年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新政真詮》五編第1頁，辛醜年吳記廣譯書局重印本。
]梁啟超故作輕蔑地說，張之洞的主張雖然“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偏行於海內”，但其“囁囁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梁啟超：《地球第一守舊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7頁。
]輕蔑而不以為然的言辭、神態中依然透露出極端的關注和憤怒。
張之洞的理論無法喚起國人的共鳴與響應，中國隻能在混亂的秩序中盲目前進，其情勢未免令人失望，甚至以為中國的前途無可救藥。不但一攬子的政治改革方案不可能從根本上挽救中國，而且如果不將清政府打倒，一切從頭開始，中國就不可能存有絲毫的希望。最先看到這一點的，在19世紀末年當推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