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乎與康有為提出激烈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時，開明官僚張之洞認為，當前的中國確實到了不變不可的地步，“雖孔孟複生，豈有議變法之非哉？”據他的判斷，國人對中國必須變法而方能富強的道路選擇已達成基本共識，頑固地反對雖說對變法事業仍有很大威脅，但其理論似乎已不值得一駁，“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為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借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滑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馳欺飾而一無所為。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為苟求之談士。”[?張之洞：《勸學篇?變法》，《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第576頁，中國書店1990年。
]由此可見，張之洞不僅無意與康有為為敵，反對變法，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說，他也是19世紀末年中國變法改革思潮的積極推動者。
張之洞確曾力主改革變法，並身體力行，不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學習的廢科舉、改學製、開礦藏、修鐵路、講求農工商學、發展近代工業的計劃與主張，而且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做出許多頗有實效的貢獻。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張之洞“施展渾身的解數，殫智竭能地舉辦了一係列洋務新政：創辦實業、倡言商戰、訓練新軍、興革文教……，從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諸方麵進行了一係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種聳動中外視聽的格局，……在他的經濟活動中，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卻把握了形成新的生產力這個方麵，將引進的先進設備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取得經濟效益的生產力，從而奠定了可以觸摸的物質基礎，成為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一點表現。……張之洞的經濟活動順應了時代的先聲，符合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抉擇，迎和了世人亟圖從這五角六張、七顛八倒的危機中解脫出來的願望”[?陳鈞：《儒家心態與近代追求——張之洞經濟思想論析》第1~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然而，張之洞並不是一個徹底的改革派，他雖然像康有為一樣，竭力主張中國應該通過變法而謀富強，但他對變法的理解與主張卻又與康有為有著極其顯著的差別。一方麵，他認為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間發生巨大的變化和進步，它不僅需要幾代中國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埋頭苦幹，更需要人們認準方向後鍥而不舍的精神。他在總結19世紀中葉以來的改革教訓時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遊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礦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誌，事誌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豈有成功哉！”[?張之洞：《勸學篇·變法》，《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第576頁。
]應該承認，張之洞這種反省確實說到了中國問題的根本症結之所在，如果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改革不存在這幾個方麵的問題，那麼中國的現狀肯定要比已有的情況好得多。
另一方麵，張之洞強調，任何改革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企圖超越社會發展的實際階段而進行激烈的、深層的變動，不僅不可能達到改革的預想目的，反而勢必引起社會的不安與動蕩，取得與主觀願望相背離的客觀效果。他說：“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張之洞：《勸學篇·循序》，《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第559頁。
]很顯然，張之洞在這裏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於反對西學的合理性以及對中國的有用性，他的意思隻是在說，當中國的社會發展尚不足以全盤承受西方的倫理觀念、文化成就與政治製度時，超前借鑒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固有的製度尤其是倫理綱常，並不可能取得什麼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