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中國前途的認識，有一貌似複雜而實則簡單的思想轉變過程。大體而言，在1894年6月他上李鴻章書之前，孫中山的思想主張與時代思潮的主流即漸進的改革方案並無根本的差異。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幾十年洋務新政的內在缺陷，但他不僅沒有想到推翻清政府，反而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清政府克服危機，重建河山。他在寫給李鴻章的建議中說：“竊嚐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禁其才，地能禁其利，物能禁其用，貨能禁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頁，中華書局1981年。
]孫中山在這裏所強調的“本”與六七年前康有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議相比較，[?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1888年12月）》，《康有為政論集》第52~61頁。
]雖然說不上是理論上的倒退與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第3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不過，其內在心情實與康有為無別，都是期望清政府統治者振作起來，繼續前進。
然而，由於孫中山的上書選擇的實在不是時候，當他攜帶這份精心起草的文件於1894年6月下旬由上海抵達天津時，正是李鴻章最為繁忙的時候。是年4月，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朝鮮政府一麵派兵鎮壓，一麵向清政府緊急求援。身負軍事外交重任的李鴻章既擔心東學黨起義危及朝鮮的現存統治和中朝宗藩關係，更擔心列強特別是日本的幹涉而不敢冒然派兵去朝鮮。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誌在商民，俟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遂下令丁汝昌、葉誌超等率領軍隊赴朝鮮。清王朝的這一舉動正中日本的圈套，日本遂借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拖至7月下旬，著名的甲午戰爭終於爆發。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李鴻章“藉咫軍務匆忙，拒絕延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1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頁，中華書局1991年。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孫中山當年看來則是極其嚴重的事情。資料足以表明，他對此次求見李鴻章看得很重，他不僅關閉了他的藥房，斬斷了退路，而且又通過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那麼多知名人士的介紹，這些事實都不能不對他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使他覺得李鴻章對他的冷落使他無顏再見到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機緣的巧合使李鴻章沒有接見和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清廷的失望，由先前真誠地想幫助清政府克服危機而變為要徹底推翻清廷的革命者。他不僅不再相信洋務新政可以救中國，即使是康梁的一攬子政治改革方案他也不屑一顧了。在孫中山的心目中，以後唯一念念不忘的，隻是革命，隻是以暴力手段去取得政權，重建中國。他說：“吾黨於是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誌之人所在多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軍界，蓋海陸軍人腐敗貪黷，養成積習，外患既迫，則一敗塗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