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皇權中心的兩個關鍵人物——西太後和光緒皇帝。後者作為名義上的一國之君，理所當然地要對國家利益負責。然而他的上台與親政畢竟有著複雜的曆史原因和背景，因而西太後對他存有某些不滿與不放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問題在於，作為皇權中心的關鍵人物，光緒皇帝的職責在於確立皇權的絕對權威，協調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以皇權的至上性對各種發展方案進行優化選擇與裁決，以便確立朝廷內部乃至國人的共識。然而我們看到，光緒皇帝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一方麵，他生性柔弱，且具有極強的自卑感，凡事並無一定之見，“懾於積威，見太後輒戰栗，雖親政不敢自主。戊戌變法，也事事請慈旨”。[?金梁：《四朝佚聞》。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221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
]另一方麵，基於自卑，他又具有極強的自尊意識和自主心理，對西太後的不滿與不放心無法從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反而以為西太後是在處處與他為難，因而在本能上又對西太後有一種抗拒和逆反的心態。
光緒皇帝年輕、幼稚、不成熟，似乎也情有可原。而西太後作為清政府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又有長時期的統治經曆與經驗，按理說應該能夠理解和容忍光緒皇帝的這些弱點與毛病，尤其是他們之間並無根本的政見分歧與利益衝突的時候，更應攜手合作，刷新政治，建設國家。而且，西太後個人不能不清楚地知道，皇權中心的兩個關鍵人物意氣用事，其後果不隻在於貽誤大事，而是在統治層內部製造了大分裂，使上上下下大小官僚都在費盡心思地考慮自己的選擇。“按照康（有為）的說法，西太後與光緒之間沒有別的，而隻是僵持不讓而已。西太後恨光緒企圖掌握政權，光緒則深感自己地位的卑微與從屬，迄至現在（指戊戌政變後），他仍受製於西太後。在光緒熱心變法以前，這期間他們之間的爭鬥，似乎主要的是為爭政權，至於所爭的是何種政權，彼此的目的並無顯著的區別。而一般高級官吏，不論是倒向西太後這邊，或倒向光緒那邊，全憑他們猜測誰可得勢，並非由於他們認為政治需要改革，或者他們決心守舊。換言之，西太後與光緒之間的衝突，並未涉及政見的不同。”[?《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3冊第536頁。
]就此而言，皇權中心的分裂，其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它既加速、加重了清政府內部本已存在的嚴重內耗，更使清政府內部乃至國人無法在甲午戰爭之後建立起起碼的共識，確認中國發展應該走的道路。
超前的政治體製改革
清政府高層統治者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內耗與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後兩黨的外在形象日趨明朗的時候，這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便是，人為地將統治階級分成若幹集團，舉國共識的建立更是艱難而不可預計，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國是否還能沿著舊有的軌道繼續前進，是否必須進行體製及基本國策方麵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實際最高統治者西太後的想法，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有複雜的背景和多方麵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務新政及幾十年來的基本國策是不對的。不過，甲午戰爭的考驗確實也暴露了中國內政特別是體製方麵的一些弱點和不足，中國就此進行某些適度的改革與調整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正當其時。因此，在甲午戰爭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西太後對於國人的抱怨與指責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同情，並對康有為以及一些開明官僚的維新呼喚、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應。當她第一次看到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後，不僅沒有指責這一方案的過激與荒謬，而是“留覽十日”，進行審慎考慮之後批轉“各省督撫會議奏覆”，[?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轉引自湯誌鈞：《戊戌變法史》第122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
]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西太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變法，反對改革。
西太後不是頑固的守舊派，作為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她渴望中國的繁榮與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在她統治的幾十年中，如果沒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務新政不可能發生與發展。事情的真相或許正像她所陳述的那樣：“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也。”也就是說，隻要有利於中國的富強與發展，有利於恢複中華帝國在國際社會應有的風度、尊嚴與地位，西太後並不是堅決排斥與反對，而是樂觀其成。然而，西太後畢竟是大清帝國的最高主宰，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肩負著對大清帝國、萬民百姓無人可比的曆史重任，因此，她對改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從來都基於一定的原則性和某些政策底線，從來都不是無所顧忌的徹底改革派。在她看來，中國如果不改革，不引進、吸收外來先進的東西為我所用，中國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隻是這種改革必須立足於一定的原則，“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4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