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康有為此時與三年前思想的最大不同,不在於對民族危機現狀的分析更進一層,而是認為此前包括他個人在內所提出的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隻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有待於政治體製的大變動,有待於中國能否及時進行政治體製方麵的徹底改革。
我們無需在此詳盡分析康有為政治改革的目標與模式,但我們已明顯地感到,僅僅經過短短的三年時間,原本以富國強兵、報仇雪恥為主導的維新思潮,“在康有為等的積極活動中,政治改革空氣日趨濃鬱”,[?湯誌鈞:《戊戌變法史》第316頁。
]似乎政治改革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於是,一旦光緒皇帝頒布“詔定國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便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而任意馳騁。
時間過去一個多世紀,我們無法評定維新派對政治改革的呼喚有什麼錯誤,但我們仍願強調的是,當經濟基礎尚沒有足夠的成長,當人們的經濟關係尚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時候,過分超前進行政治改革,即使它可能會取得某些暫時的成功,但從總體上說則勢必陷入失敗的困境。這種浪漫的政治理想可能會逞一時之快,刺激人們的胃口與幻想,但它畢竟也是一條政治上不通的路,不僅超越了社會對改革的實際承受力,而且勢必將原本可正常發展的中國導入一條前途渺茫的岐途。
被忽視的漸進改革之路
維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著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然而由於社會基礎、經濟條件的不具備,因而使其理想隻能是十足的政治浪漫主義。而且,他們的理想究竟如何實現,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隻是憑借光緒皇帝的聖明與果敢,康有為曾經充滿激情地寫道:“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桓撥速成雷轟電掣也。皇上天賜勇智,鑒考今古,深觀時變,遍察萬國,遠念帝舜、武丁、句踐、太宗文皇帝之圖跡,下鑒亡明、緬甸之覆轍,伏願幾暇垂覽此書(指《俄主彼得變政記》),日置左右,彼得舉動,日存聖意,摩積激動,震越於中,必有赫然發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其跡,而神武舉動,絕出尋常,雷霆震聲,皎日照耀,一鳴驚人,萬物昭蘇,必能令天下回首麵內,強鄰改視易聽,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以中國二萬萬方裏之地,四萬萬之民,皇上舉而陶冶之,豈可量哉?”[?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康有為政論集》第221頁。
]很顯然,這裏除盲目的樂觀和一些假設性的前提外,康有為並沒有對如何才能實現他的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方案。
假設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事實上,光緒皇帝並不像康有為所期望的那樣聖明與果敢。因此,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雖然遲早必將遵循康有為等人指出的道路,但在當時似乎條件尚不具備,中國最近期的發展尚需另外謀求一種變通的方案,既不可能也無法退回到舊有的軌道,也不可能沿著康有為的指點繼續前進。
後來的事實也剛好證明了這一點,康有為的政治改革僅僅鬧騰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心理的普遍不滿,西太後隻需舉手之勞便將百日維新全案推翻,中國似乎又回複到舊有的軌道上去了。
這種回複當然隻是一種假象,它的意義除了中國傳統政治體製下的權力之爭外,還不足以表明西太後與光緒帝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說到底,他們都是清王朝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在涉及清王朝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他們實際上是一丘之貉。不過,我們這裏暫且無意分析西太後與光緒帝之間的區別,也不比方現在探討康有為倡導的維新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在康有為提出並竭力鼓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時候,中國人並不是舉國一致地完全讚同。相反,許多中國人(其實也可以說是“先進的中國人”)也提出一些反對或修正案。然而,或許這些反對與修正案的提出者居於少數,或不從屬於時代的主流思潮,因而他們的建議與主張並不被真正地重視與采納,而事後又恰恰證明他們的建議與主張並不完全都錯,其中也不乏閃光的東西。這種教訓既是19世紀末年的中國政治遺產,也是20世紀中國一錯再錯的深層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