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任何改革都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循序漸進，操之過急引起動蕩可能適得其反，一事無成。
應該說，西太後的認識與主張並無大錯，清朝統治階層在甲午戰爭之後如果以此為共識，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可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由於光緒帝與西太後之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差別與分歧，遂使本該達成的共識束之高閣，反將中國引到了另外一條道路上去了。
在光緒皇帝看來，中國的改革宜重根本，如果不對國家體製、基本國策進行改革與調整，徒練兵製械，遠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他雖然自始至終沒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案，但似乎在甲午戰爭之後不久，他就比西太後走得更遠。他似乎以為中國過去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戀，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完全有待於中國能否與傳統體製相決裂，故而他較西太後更容易接受康有為等人一攬子的維新方案，真誠相信康有為的方案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而西太後穩健的、漸進的改良方案業已過時。
平心而論，光緒帝鑒於“外難日迫，國勢阽危”的現狀而“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的基本想法無可厚非，[?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475頁。
]康有為的一攬子維新方案也未嚐不可作為中國未來與發展的一種選擇。問題在於，中國畢竟具有數千年的悠久曆史傳統，舊的政治體製雖然存在若幹重大而不能容忍的內在缺陷，但不顧一切地將其全部扔掉，恐怕並不是一種可行的方案。而且，全體中國人千百年來畢竟生存於這種舊的體製模式中，當新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強製他們拋棄舊的習慣而遵從於新的政治習慣，不僅事實上不太可能，而且勢必遇到極大的阻力。也就是說，光緒皇帝的基本思路或許代表著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時進行的策略與手段，無疑超出了社會的實際承受力，因而也就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劇性命運和失敗的結局。
我們的這種分析當然是事後的總結與反省，事實上在當時，人們基於亡國危機的焦灼情緒和世紀末的恐懼，不僅無法冷靜地反省中國的曆史與現狀，反而因其維新方案的不斷受挫和改革進程的艱難而更加埋怨中國的曆史與現實，更覺得中國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不徹底衝破傳統的藩籬，等待中國的不是富強，而是死亡。我們看到，康有為在甲午戰爭之後一次又一次的上書，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與結社，開明官僚一次又一次關於改革的呼籲，在本質上都是基於對中國的未來前途的深沉思考，都是基於中國舊有傳統的阻力過分強大而產生的憤怒。換言之，如果中國沒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舊體製，那麼，“鹹與維新”的改革事業便不難推行，徹底打破舊傳統、舊體製的呼聲便也沒有必要出現。問題在於，曆史畢竟不能以假設為前提，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爭之後，日趨高漲的維新思潮實際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
當然，從維新思潮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一方麵說，他們隻能前進，而不能後退。他們隻有徹底衝決網羅，才能使他們的呼喚由呐喊進入實踐。因而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他們一方麵不斷地製造或誇大民族危機的輿論，另一方麵則一次比一次地加大改革的深度和範圍。僅以康有為為例，他在1895年5月2日上清帝第二書中，雖然詳盡分析了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甲午以前，吾內地無恙也，今東邊及台灣一割，法窺滇、桂，英窺滇、粵及西藏，俄窺新疆及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以禮讓為國哉？況數十年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之後，元氣既弱，外邪易侵，變症百作，豈與同治之時，吾國勢尤盛，外夷窺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無歸，外患內訌，禍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今乃始基耳”。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並未觸及政治體製等根本問題，而是論證“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似乎並未超出洋務新政已有的範圍，其目的也隻是“大雪國恥，耀我威稜”。[?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論集》第115~135頁。
]表現出一種強烈複仇意識下有限度的變革。
然而到了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七書中，開篇便說：“竊頃強鄰四迫，國勢危蹙，皇上憂勞社稷，亟籌自強，量勢審時，必有取法，將篤守祖宗之舊法耶？則大地忽通，數十強國環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執舊方以醫變症也。……職竊考之地球，富樂莫如美，而民主之製與中國不同；強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製，仍與中國稍異。惟俄國其君權最尊，體製崇嚴，與中國同。其始為瑞典削弱，為泰西擯鄙，亦與中國同。然其以君權變法，轉弱為強，化衰為盛之速者，莫如俄主大彼得，故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采法彼得。”[?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康有為政論集》第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