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曆史邁入21世紀的時候，回首往事，總結20世紀的利弊得失時，我們不禁看到，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不論國內鬥爭如何激烈，20世紀的中國實際上都在現代化的軌道上艱難地進步著。隻是這一進步的步伐，有時快些，有時慢些而已。
步伐的快慢取決於多種複雜的原因，一些來自外部世界，一些屬於國內因素，它們的背景也不可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地分析與研究。但是有一條至關重要，那就是20世紀的中國是既往曆史的必然延續，它的所有問題與難題雖然均具有複雜的內外原因，但在本質上都與中國的曆史遺產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準確地說，20世紀的中國問題與難題都直接導源於19世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的幾年。因此，當我們回顧20世紀的中國發展時，不能不從甲午戰爭講起，不能不追論19世紀末年的中國政治遺產，以期既可以明了20世紀中國之所從來，又有助於弄清20世紀中國問題之所在。
戰敗引發恐慌
在19世紀還剩下最後幾年的時候，中國人普遍具有一種莫名其狀的恐慌感。他們不是覺得世紀末日將要來臨，而是在追懷19世紀的中國發展時，深感屈辱、痛心與後悔。
確實，18世紀的中國，雖不是中國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這一個世紀畢竟是有清二百餘年曆史上的鼎盛時期，康、雍、乾的個人作為以及種種外在條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而且，與18世紀相終始的康、雍、乾三朝確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諸方麵建立了赫赫功績，中華帝國雖不能說真正達到“萬國來朝”的中央帝國標準，但18世紀的中國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畢竟是一個強大而不容忽視的力量。
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駕崩養心殿。伴隨著他的去世，不僅是中國光輝燦爛的18世紀的結束，而且預示著19世紀的中國不可能繼續繁榮昌盛，可能是日趨衰落。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的那首絕筆詩，這首詩題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樣輝煌強大，然而事實情況卻是，全國此時士氣低落，防務鬆弛，經濟衰退，破綻百出。[?（美）A.W.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中第140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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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乾隆而立的嘉慶皇帝，雖然生性柔弱與順從，但他也確曾試圖改變清王朝的衰敗趨勢，無奈積習已深，阻力重重。終嘉慶一朝，不僅衰敗趨勢並未終止，而且內政外交都麵臨更加棘手的難題，陷入較乾隆末年更為嚴重的困境，為此後中國的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到了19世紀中葉，這些隱患終於相繼爆發。中國在經曆了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革命的雙重打擊之後，幾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麵對殘酷的現實，接受曾國藩等開明官僚的建議，采取相對開放的政策，企圖以洋務運動的推廣而重振清王朝的雄威，恢複中華帝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了19世紀90年代的時候，應該說清政府的實力確有較大的發展，它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就連法國的一些評論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幾個大強國之一，至少在亞洲尚無其它國家可以取代中國的強國地位。[?參見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319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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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綜合國力的恢複與強大是客觀事實，然而，這種強大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這個世界上隨心所欲地打遍天下無敵手。事實上，在中國國力得到恢複的同時，清政府內部也正在成長著一種目空一切的虛驕，延續著中華帝國所慣有的奢侈與浪費。於是經過1894年的中日戰爭，“僅僅幾個月的工夫，它（指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而且發覺它並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法）A.施阿蘭：《使華記（1893—1897）》第12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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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這一結果不僅出乎清王朝統治者的預料，而且與中日雙方國力的對比也不相合。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本來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隻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決策錯誤，勝利的成果才被無端地葬送，導致中國由此而蒙上空前的奇恥大辱。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有著許多複雜的原因或偶然因素，並不是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必然結果。然而，割地、賠款畢竟是不容抵賴的事實，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鴻章等人應該承擔失敗的責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假如中國不是敗給日本，而是像鴉片戰爭那樣敗給西方諸強中的某一大國，中國人的感情或許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實上，在此之前幾十年，類似的結果也多次在中國與西方諸強的交涉中時有發生，但都沒有發生如同甲午戰爭之後在中國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蕩。堂堂中華帝國竟然慘敗在被中國人素來瞧不起的東鄰蕞爾小國之手，它理所當然地激起中國人的抱怨、憤怒與譴責。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裏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康有為政論集》第140頁，中華書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