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危險時刻，多虧一名叫德瓦爾的白人律師，他是阿非裏卡人，是布蘭德福特鎮唯一的辯護律師。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德瓦爾無數次地幫助溫妮，遊走於法院和政府部門，又很多次為她出庭辯護。為此，他遭到當局的打擊報複，被從白人圈子裏趕了出來，幾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斷絕了來往。
南非當局的卑劣行徑，使更多的人覺醒，同時也使體製內的一些基層工作人員感到內疚、心虛。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數一個年輕的白人警察，他曾寫信給溫妮，表明自己的心跡。他在信中承認自己的很多行為並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寫道：
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裏都無法接受他們的孩子會成為一個向學生開槍的人——隻因為他們的皮膚是另一種顏色。我自己也難以置信，當我接到“瞄準射擊”的命令時，我的大腦是空白的，這和我在軍校裏學習到的命令根本無法兼容——我不知道該怎麼做，看得出來，我的戰友們也和我一樣迷茫，他們甚至還嘀咕：“這個世界瘋了嗎？”
盡管在布蘭德福特鎮的生活不再孤單，但溫妮仍然很孤獨，尤其是津薺離開了她去讀書之後。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薺陪在身邊時，她尚且感覺到快樂，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壓力也得到了緩解，可津薺離開她之後，她感覺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薺離開她的那段時間裏，唯一能夠讓她安慰的就是去羅本島探視曼德拉了。這種生活讓她的脾氣越變越壞，為了排解孤獨，她學會了酗酒。
然而，當局為了控製輿論，對溫妮探視曼德拉的請求作出了很複雜的規定：前往羅本島探監的時間有明確的規定；離開布蘭德福特鎮的時間有具體的規定；前往羅本島和回到布蘭德福特鎮必須前往政府部門報告；出發和歸來期間，不準接受任何記者的采訪；來往羅本島的路線必須經過當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視之前，溫妮總是要在半個月之前提出申請，然後經布蘭德福特地方法官批準，才能匆匆忙忙地作準備。
幸運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個“釋放曼德拉”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影響了南非的國內政治，使南非當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輿論漩渦之中。
3.南非的新局勢
南非國際大環境
時間來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非洲的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南非的鄰國，繼安哥拉、莫桑比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獨立之後，津巴布韋也正式宣布獨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權仍然像固執的老人一樣，死死固守著南非的利益集團，在國內不斷強化各種種族立法，極力鎮壓即將爆發的黑人運動。
當然，世界潮流的大趨勢不會允許南非白人政權肆意妄為，南非人民也不可能允許一直處於被壓迫的地位。被當局取締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流亡國外，此時卷土重來，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布1980年為“行動年”，慶祝《自由憲章》發表25周年。
與此同時，在南非國內，要求“釋放曼德拉”的群眾運動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起來，且屢禁不止。
這次運動先前並無任何征兆，隻是有些報紙偶爾刊登一些零星的倡議，但受限於當局的重壓，一直是波瀾不驚。1980年1月發生的兩件事徹底將“釋放曼德拉”的聲音傳播開來：在比勒陀利亞城郊，幾名剛剛潛回國的“民族之矛”遊擊戰士在南非最大的國有銀行內劫持了兩名工作人員，要求釋放曼德拉，當警察強行解救時，三名年輕人和兩名人質都被殺，最終，事件以流血衝突告終；約翰內斯堡郊區最大的石油設施在一夜之間遭到破壞，盡管當局事前已經得知消息，並加派重兵把守，卻依然未能阻止這股強大的破壞力量。
各地報紙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兩件案子，並配以“流血衝突抗議當局關押政治犯”“曼德拉重見天日”等標題，非常醒目。3月初，南非發行量最大的黑人報紙《星期日郵報》正式以“釋放曼德拉”為標題發出強烈呼籲。隨後，釋放曼德拉及所有的政治犯的呼聲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