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知道，他很愛溫妮，但也必須告訴她他正在進行的事業和麵臨的危險。他是否有權利也要求溫妮來承擔這種不穩定的生活呢？這是他不能把握的。
溫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溫妮在回憶與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時，說：
當時，我愛他愛得發瘋。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熱烈地愛著我。有了這種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們沒有什麼需要再討論的了。
當然，婚姻並不單純是兩個人的問題，有時甚至是兩個家庭的問題。當哥倫布得知自己的女兒愛上了曼德拉時，他很吃驚，他知道曼德拉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自豪的同時，也為她感到擔憂。
她的家鄉是傳統思想比較盛行的，人們對離過婚的人總是有一些風言風語。更關鍵的是，曼德拉還有3個孩子。
雖然曼德拉是個離過婚的男人，並且他對事業懷著至高無上的信仰，但溫妮作好了準備，她毫不退縮，也毫不畏懼。
1958年6月，處於管製禁令之下的曼德拉爭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溫妮的意願，他們趕到龐多蘭，也就是溫妮的家鄉，於6月14日舉行了婚禮。這是她新生活的起點。從此，溫妮走上了一條通往煉獄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製、拘留、監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種磨難，正如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瑪納斯·布特萊濟所稱頌的：“從極為深刻的意義上說，她無愧於‘黑人母親’的稱號。”
幾個月之後，溫妮為曼德拉生下女兒金妮。
以自由的名義
正處於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沒有去度蜜月，也沒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為他即將麵臨完全叛國罪的審判。每天，他不得不往來於約翰內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為叛國罪一案奔波。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曼德拉說：
對於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麼變化，每天都充滿著不確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須乘車到比勒陀利亞接受“叛國罪”的審訊。而溫妮則到奧蘭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亞，我和許多律師在一起準備辯護詞，常常忙碌到半夜。偶爾空閑的時間，我還常常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去參加執行會議。
回到家之後，我必須抓緊時間休息，以保證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來麵對新的挑戰。
早晨起床，我跳進澡盆洗澡，換衣服，衝出去，坐上車趕往“叛國罪”審訊法庭。我甚至連吃飯都顧不上。我能夠感覺到溫妮的擔心，她強迫我坐下來吃飯，而此時電話鈴又響了：有人請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釋一個人……
當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讓曼德拉手忙腳亂，而為了應對叛國罪的審判，則耗費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個人的“罪證”就占了法庭記錄的400頁。政府聘請的律師是一個堅決主張種族隔離的阿非裏卡人。
他問題犀利，提問詭異，經常讓人摸不到頭腦。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辯，對曼德拉的盤問極具挑釁性。當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這個名叫貝克的律師，並沒有從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點有價值的線索。
經過漫長的審判階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辯方律師又一次取得了勝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書被撤銷。這樣，156名被告人中僅剩下31人繼續受審，曼德拉仍在其中。
雖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堅持在約翰內斯堡的城區開辦律師事務所。當然，這違反《集團居住法》的相關規定，隨時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驅逐。
果然，幾天之後，曼德拉和奧利弗的律師事務所被迫關閉。他們隻能選擇在黑人城鎮開業，這無異於讓他們放棄律師行業。不過，勇敢的曼德拉並沒有放棄，他們冒險在周末及晚上繼續開業，一來為了生存，二來為了自己的民族事業。
麵對強大的敵人，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發生了矛盾，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的兩個分支機構——非洲主義者派和自由憲章派在未來的道路上發生了路線上的錯誤，幾乎無法調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分支非洲主義者在其領袖羅伯特·索布克韋的領導下，正式宣布成為阿紮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
非洲主義者派的退出，無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力量。
羅伯特·索布克韋生於東開普地區的一個科薩人家庭，父親是一個衛理會教徒，在其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羅伯特也成為一個衛理會教徒，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誌向。
後來，他進入海爾堡大學攻讀文學。在海爾堡大學時，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並任青年聯盟學校支部主席。1952年時，他同樣因參加“蔑視運動”而被免去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