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就是這樣。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彙是什麼？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麵，是內麵上陵下僭，“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麼“紅禍白禍”，一齊都有。這個局麵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大夫專政，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並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至於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應這局麵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麵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一麵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麵抱著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國命，論孟公綽，請討田氏，非季氏之兼並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地稱讚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但雖然這般稱許管仲，而於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這個綱目，就是內裏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 the Civilization）。隻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隻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隻有以這個題目的緣故，列國的君覺著動聽，而列國的執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頡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我明知這話裏有許多設定，但不這樣則既不能解孔子緣何得大名之謎，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較有道理的孔子傳說聯合貫串起來。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係不能一言斷其為無。現在我們對於《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它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它是不是當時的記載。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確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即令《春秋》不經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後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在所存的“斷爛朝報”。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在的“斷爛朝報”同類。所以才有孟子的話。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既認定綱領，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後學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別。公羊家言亦是屢變。《傳》，《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著《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學的宗旨是一個封建製度正名的，確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確不類戰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三世三統皆後說，與《公羊》本義無涉。大凡一種係統的偽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幹。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後人以曆史待它的原故，於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這話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它之為“斷爛朝報”不是它的致命傷。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賬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賬簿；二、流水賬簿隻是未加整理之賬，並非斷爛之賬。斷爛之賬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蓀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賬的。“史”之成一觀念，是很後來的。章實齋說六經皆史，實在是把後來的名詞、後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於說“六經皆理學”一樣的不通。且中國人於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於孔子而作經。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曆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罷。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後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或者因為當時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麼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這類事正很近人情。魯史紀年必不始於隱公，亦必不終於哀公，而《春秋》卻始於東遷的平王、被弑的隱公，終於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敘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慣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這方麵“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事為霸者之征伐會盟，未嚐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或孔子後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曆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於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隨時為他使喚。隻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於他無益的樣子。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裏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當年少數人的貴族社會，自然有他們的標準和輿論，大約這就是史記事又筆削的所由起。史絕不會起於客觀的記載事跡，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後來變成倫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學的意思起。《國語》自然屬下一類，但《春秋》顯然不是這局麵，孔子和儒宗顯然不是戲劇家。
總括以上的涉想，我覺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由前一題，無可取證。由後一題，大近情理。我覺得孔子以抓到當年時代的總題目而成列國的聲名，並不是靠什麼六藝。
孔子、六藝、儒家三者的關係，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鄒魯在東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藝本是當地的風化。所以孔子與墨子同誦詩書，同觀列國春秋。與其謂孔子定六藝，毋寧謂六藝定孔子，所以六藝實在是魯學。或者當時孔子有個國際間的大名，又有好多門徒，魯國的中產上流階級每引孔子以為榮，於是各門各藝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過《易》，而商瞿未一見於《論語》，也成了孔門弟子了。孔門“弟子列傳”一篇，其中真有無量不可能的事。大約是司馬子長跑到魯國的時候，把一群虛榮心造成的各“書香人家”的假家譜抄來，成一篇孔子弟子列傳。我的意思可以最簡單如此說：六藝是魯國的風氣，儒家是魯國的人們；孔子所以與六藝儒家生關係，因為孔子是魯人。與其謂六藝是儒家，是孔學，毋寧謂六藝是魯學。
世上每每有些名實不符的事。例如後來所謂漢學，實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學：後來所謂宋學，實在是明朝官學。我想去搜材料，證明儒是魯學，經是漢定（今文亦然）。康有為但見新學有偽經，不見漢學有偽經。即子家亦是漢朝給他一個定訂。大約現行子書，都是劉向一班人為他定了次序的。《墨子》一部書的次序，竟然是一個儒家而頗蕪雜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書或是有道家言與墨絕端相反者（如太盛難寄），知大半子書是漢朝官訂本（此意多年前告適之先生，他未注意），則知想把古書古史整理，非清理漢朝幾百年一筆大賬在先不可也。
三）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
我不讚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來卜尼茲以來的。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於民間。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疑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舜，我疑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顓頊為秦之傳說，嚳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隻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號。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於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各類變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幾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間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傳。
又有下列一種趨勢可尋：
滿意於周之文化尤其是魯所代表者（孔子）。
不滿意於周之文化而謂孔子損益三代者。
舉三代盡不措意，薄征誅而想禪讓，遂有堯舜的化身。
此說又激成三派：
1）並堯舜亦覺得大有人間煙火氣，於是有許由務光。與這極端反背的便是“誅華士”，《戰國策》上請誅於陵仲子之論。
2）寬容一下，並堯舜湯武為一係的明王。（《孟子》）
3）爽性在堯舜前再安上一個大帽子，於是有神農、黃帝、伏羲等等。
這種和他種趨勢不是以無目的而為的。
上條中看出一個古道宗思想與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響，相互為因果。自然儒宗道宗這名詞不能安在孔子時代或更前，因為儒家一名不過是魯國的名詞，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後，總是漢朝的名詞，或更在漢名詞“黃老”以後。《史記》雖有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幹昭侯”的話，但漢初所謂黃老實即刑名之廣義，申不害學刑名而漢人以當時名詞名之，遂學了黃老刑名。然而我們總可為這兩個詞造個新界說，但為這一段的應用。我們第一要設定的，是孔子時代已經有一種有遺訓的而又甚細密的文化，對這文化的處置可以千殊萬別，然而大體上或者可分為兩項：
一、根本是承受這遺傳文化的，但願多多少少損益於其中。我們姑名此為古儒宗的趨勢。
二、根本上不大承認，革命於其外。我們姑名此為古道宗的趨勢。
名詞不過界說的縮短，切勿執名詞而看此節。我們自不妨虛位地定這二事為A、B，但這種代數法，使人不快耳。造這些名詞如堯、舜、許由、務光、黃（這字先帶如許後來道士氣）帝、華士、神農，和《莊子》書中的這氏那氏，想多是出於古道宗，因為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論語》上的舜，南麵無為。許行的神農，是並耕而食。這說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適應之法。除為少數不很要緊者造個謠言，說“這正是我們的祖師所誅”（如周公誅華士）外。大多數已於民間有勢力者是非引進不可了。便把這名詞引進，加上些儒家的意味。於是乎絕世的許由成了士師的皋陶（這兩種人也有共同，即是俱為忍人）；南麵無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並耕的神農本不多事，又不做買賣；而《易·係》的神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買賣，雖許子亦應覺其何以不憚煩也。照儒宗的人生觀，文獻征者征之，本用不著造這些名詞以自苦；無如這些名詞先已在民間成了有勢力的傳說，後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來改用不可。若道宗則非先造這些非曆史的人物不能資號召。既造，或既取用，則儒宗先生也沒有別法對付，隻有翻著麵過來說：“你所謂者正是我們的‘於傳有之’，不過我們的真傳所載與你這邪說所稱名一而實全不同，詞一而謂全不同。”反正彼此都沒有龜甲鍾鼎做證據，誰也莫奈得誰何。這種方法，恰似天主教對付外道。外道出來，第一步是不睬。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誅絕，把這書們加入“禁書錄”上。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揚起臉來說，“這些物事恰是我們教中的”。當年如此對付希臘哲學，近世如此對付科學。天主教刑了蓋理律，而近中天文學算學在教士中甚發達。
我這一篇半笑話基於一個假設，就是把當年這般物事分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的，因為在一個有細密文化久年遺訓的社會之下，隻有兩個大端：一是於這遺訓加以承認而損益之，一是於遺訓加以否認。一般的可把歐洲千年來的物事（直至十九世紀末為止）分為教會的趨向與反教會的趨向。
何以必須造這一篇半笑話？我想，由這一篇半笑話可以去解古書上若幹的難點。例如《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累層地”造成的。如“鳳鳥不至”一節，顯然是與緯書並起的話。但所說堯舜禹諸端，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詞，不如孟子為舜象做一篇“越人讓兄”“陳平盜嫂”合劇。大約總應該在孟子以前，也應該是後來一切不同的有事跡的人王堯舜禹論之初步。且看《論語》裏的堯舜禹，都帶些初步道宗的思想。堯是“無能名”，舜是“無為”。禹較兩樣些，“禹無間然”一段也頗類墨家思想之初步。然卑居處，薄食服，也未嚐違於道宗思想。至於有天下而不與，卻是與舜同樣的了。凡這些點兒，都有些暗示我們：堯舜一類的觀念起源應該在鄰於道宗一類的思想，而不該在鄰於儒宗一類的思想。
堯舜等傳說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傳說之起同源，此點頡剛言之詳且盡。我想禹與墨家的關係，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個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頡剛說。大約宗教的傳布，從文化較高的傳入文化較低的民族中，雖然也多，然有時從文化較低的傳到文化較高的，反而較易。例如耶穌教之入希臘羅馬；佛教之由北印度民族入希臘文化殖民地，由西域入中國，回教之由亞剌伯入波斯（此點恐不盡由武力征服之力）。大約一個文化的社會總有些不自然的根基，發達之後，每每成一種矯揉的狀態，若幹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滿足或表現。故文化越繁豐，其中越有一種潛流，頗容易感受外來的風氣，或自產的一種與上層文化不合的趨向。佛教之能在中國流行，也半由於中國的禮教、道士、黃巾等，不能滿足人性的各麵，故不如禮教、道士、黃巾等局促之佛教，帶著迷信與神秘性，一至中國，雖其文化最上層之皇帝，亦有覺得中國之無質，應求之於印度之真文。
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國，不多時間，竟沿行於上級士大夫間，甚至皇帝受了洗（永曆皇帝）。滿洲時代，耶穌會士竟快成玄燁的國師。要不是與政治問題混了，後來的發展必大。道光後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國經濟侵略武力侵略之害。假如天主耶穌無保護之強國，其銷路必廣於現在。我們誠然不能拿後來的局麵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難保其當年不有類似的情形。這一種禹的傳說，在頭一步傳到中國來，自然還是個神道。但演進之後，必然向別的方麵走。大約墨家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會文化之培養上，恐不及儒家，墨子雖然也道詩書，但這究竟不是專務雅言。這些墨家，抓到一個禹來作人格的標榜，難道有點類似佛教入中國、本國內自生宗派的意思嗎？
儒家不以孔名，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而墨家卻以墨名。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孔丘沒有造作。又《墨經》中傳有些物理學、幾何學、工程學、文法學、名學的物事。這或者由於當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會，隻能談人文的故事，雅言詩書執禮；為墨家所吸收的，或者偏於中下社會，其中有些工匠技家，故不由得包含著這些不是閑吃飯的物事下來，並非墨家思想和這些物事有何等相幹。大約晚周的子家最名顯的，都是些遊談之士，大則登卿相，小則為清客，不論其為是儒家或道家，孟軻或莊周。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層的，頂下也是到士為止。道家也是Leisured階級之清談。但如許行等等卻很可以到了下層社會。墨家卻非行到下層社會不為功。又墨家獨盛於宋，而戰國子家說到傻子總是宋人，這也可注意。或者宋人當時富於宗教性，非如周鄭人之有Sophistry、鄒魯人之有Conven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