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頡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隻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內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厲害，至於使老母發白。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複原狀態。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麼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當年讀稽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並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致。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於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於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著，必然寫出寄適之先生交別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掛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頡剛。潦草，不像給我頡剛的信，但終差好於無字真經。隻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於丁文江先生的《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曆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文，不複載。）
其二，論頡剛的古史論。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彙”。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拿這兩樣比著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製之多。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覯止”之覯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並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跡”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這一派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頡剛的手裏，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麼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頡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隻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績，隻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隻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麵竟有無數的獲得。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號來，而指不出實音來。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嚐不可淩孔軒而壓倒王氏父子。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隻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於文籍的發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發現不可期，係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地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但它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
去年春天和誌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緣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讚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特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我看見的你的文並不全，隻是《努力》上，《讀書雜誌》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號未見過，十四號後也未見過）所登的。我見別處登有你題目，十四號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來禹的一個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頡，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曆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並不稱成湯。《商頌》裏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於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誥》裏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於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滿酋玄燁諛孝陵的話）。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裏興，文王以百裏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製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詖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詖行的塚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隻知太後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製，便作一部《孔子改製托古考》；其實新學偽經，便是清朝的康有為作的。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隻是所習慣的環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這隻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曆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滅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複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曆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曆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彙”，隻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什麼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隻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去。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於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
《大學》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係統哲學”。孟子隻是始提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於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理財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見於秦皇。《大學》引《秦誓》，《書》是出於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於孔、桑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乎？且《大學》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後大發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於武帝時為近是。不知頡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 bourgeois之人生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此一節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至於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彙合一切，而謂其不衝突——太和——之哲學。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律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並行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後，因為雖提禎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係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係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它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麵，就是說，能想出它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隻是些語錄。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以事為學，不能抽象。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為學；不窺園亭，遑論社會。
《禮運》《禮運》一篇，看來顯係三段。“是謂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應於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須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魯生的文章。“夫政必本於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個漢儒的係統玄學。這兩段截然不同。至於由“言偃複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辭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是為小康”，應直接“舍魯何適矣”。現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並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去看，魯國之鄉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規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於孔子正名，其說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雲雲即是後人所指堯舜的故事。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後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呢。所談禹的故事，反是爭國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後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上不能不承認方言。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隻不如《孟子》詳。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於《論語》上所謂名。又“升屋而號”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 bourgeois之Kultur。至於“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春秋戰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係》之前。
《易·係》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隻是稍先於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附《易》於宋，由這看來，顯係後起之說。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絕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且商瞿不見於《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係》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孔子於刪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現在的今文麵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刪，毋寧謂是伏生所刪。終於《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於《春秋》和孔子的關係，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現在先別說一句。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曆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層一層地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曆史上的人。但這話究竟是笑話。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那麼，困難又來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並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孔子以什麼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於他是大人物，也必由於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刪定六經，即令刪定，這也並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別的緣故做起了皇帝。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於乘障落頭一方麵；有人一朝失足於六藝，便至於終其身不得致公卿。隻是漢朝曆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刪述六經，也但等於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塚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現在我們舍去後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別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我們說，孔丘並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於《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頡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他是遊談家的前驅。遊談家靠有題目，遊談家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隻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彙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於是乎“太山北鬥”，公卿折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