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reference_book_ids\":[6933972984260512782]}],\"1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09,\"start_container_index\":1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3},\"quote_content\":\"《戊戌變法》reference_book_ids\":[6933972984260512782]}],\"2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94,\"start_container_index\":2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88},\"quote_content\":\"《戊戌變法》reference_book_ids\":[6933972984260512782]}],\"2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62,\"start_container_index\":2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56},\"quote_content\":\"《戊戌變法》reference_book_ids\":[6933972984260512782]}],\"2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57,\"start_container_index\":2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50},\"quote_content\":\"《戊戌政變記》reference_book_ids\":[717201360378292122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按照最初規劃，京師大學堂是1895年強學會留下的官書局基礎上的擴充和重建，待京師大學堂籌備完成後，原來的官書局以及新設的譯書局等大約都又劃歸給京師大學堂，成為大學堂的附屬機構。
設立譯書局專司譯書事務似乎是康有為的意思，也似乎是康有為戊戌年間整體布局尤其是人事布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6月1日，康有為代山東道監察禦史楊深秀擬了一份奏折，建議清政府設立譯書局，專譯日本典籍。他的理由是最近幾十年世界各國來往密切，西方諸國在學術文化方麵突飛猛進，政治、學術、理財、練兵、農工、商礦，一切技藝，日出精新，皆有專門之書，而這些著作許多都沒有譯成中文，這是非常可惜的。康有為指出，過去中國人言變法，言革新，但囿於見聞，也隻是在築炮台、購兵船、買槍炮、練洋操等形而下方麵打轉轉，並不知道在政治、學術等方麵進行研究。現在，各地督撫特別是以直隸為先，紛紛漸知創設新式學堂的重要性，東西洋各國盛行幾十年的新知識漸漸引起了中國人的高度關注。
中國人知道了西學的重要性，但究竟什麼才是西學的本質或根本，中國人似乎還不甚了了。康有為指出，大多數中國人錯誤地以為西學其實就是西文，於是所謂學習西方就是學習西方的語言，就是學習英語。這顯然是不對的。中國之所以在學西方幾十年之後依然落後，主要就是中國人沒有弄明白西方語言文字與西學的真正關聯。從已設立的學堂看，這些學堂僅教學生學習西方語言文字，五六年之後始能通其文字，語言尚未通，其政治等學問則必在十年之後方有可能問津。而今世變甚急，朝不及夕，豈能從容待之十年？其不在學堂之人，及任官之士大夫，尤為今日所倚重，指望他們學習外文，直接閱讀西書更不可能，他們無從了解世界發展變化的大趨勢，不明西方政治、經濟、工商等學，指望這樣的官僚去治理國家，變法維新，又有什麼用呢？
基於這種判斷，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認為，言學堂而不言譯書，亦無從收變法之效。幾十年前，曾國藩先識遠見，創設製造局，首譯西書，為中國了解西方學習西學開創了先例。然而奉行者不通本原，隻將精力用在兵學、醫學等技術科學層麵圖書的翻譯上，而對於政治、經濟等製度層麵的西學著作，則甚少翻譯。楊深秀：《山東道監察禦史楊深秀片》（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47頁。這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學西方的一個最大失誤。
針對過去的失誤，康有為建議政府要加大翻譯西書的力度，要在數量、質量上超過往昔。不過，他同時強調，西方的語言文字確實比較難，不是那麼很容易就能夠掌握，所以江南製造局自開局至今數十年，所譯西書不滿百種。這就是中國多少年來一直有人鼓吹變法鼓吹革新，而始終不得其法的根本原因，這也為後來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政治困難預留了許多問題。
鑒於這種困難，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建議政府開辟一條翻譯捷徑，那就是先向東然後再向西，通過日本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康有為的理由是，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學習西方已有幾十年時間，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初即已高度重視西學著作的翻譯，據說日本人現在已將西方國家的主要著作差不多都翻譯為日文。而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其文字亦來自中國而稍加修改或創新，大致與中國文字相同，隻是文法稍有顛倒，中國讀書人用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夠比較順利掌握日文。所以，中國如果改從日文翻譯西方書籍，必能事半功倍，人人可操日文譯書。如果政府拿出一筆資金，多養通才，則不要一年時間，就可以從日文轉譯西學著作數十種。若籌款愈多，養士愈眾，那麼不用幾年時間，便可將西方諸國主要學術名著悉數通過日文轉譯成中文，從而使中國士人及官僚士大夫，都能夠通過這種方式了解西學大致和根本，勢必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國政治、學術的品質。
康有為通過楊深秀提出的這個建議當然是戊戌年間比較重要的一個政策選擇，也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比較一致的看法。在康有為通過楊深秀提出這個建議僅僅幾天時間，江南道監察禦史李盛鐸於6月6日也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政府參照乾隆年間開設四庫全書館的經驗，設立專門機構，大規模翻譯東西各國學術名著和各種文獻。李盛鐸指出，現在世界大通，中外交流越來越多，中西政治雖然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但大體上說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而中西學術文化可能具有很多差異，西方日新月異，發展迅猛，言理財不考究農工商礦無以明白其究竟，無法弄清養民富國之根本。所以，中國要富強要發展，就必須從學術層麵弄清西方成功之所在，而不能再像過去幾十年徒襲西學皮毛，而不知其真精神。要弄清西學的真精神，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當然要憑借翻譯，要由懂得西方語言文字的人將西書譯成中文。現在中國人能夠憑借的西書中譯差不多還是幾十年前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翻譯的那幾十種，內容陳舊，無法反映西方學術文化的最新進展，當然也就無法滿足現代中國人的需要。鑒於此，李盛鐸建議清政府仿四庫全書館開譯書局，並建議多從日本轉譯。李盛鐸：《江南道監察禦史李盛鐸奏請開館譯書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編：《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他的理由與康有為代楊深秀起草的奏折中所說非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