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深秀、李盛鐸的建議是否存在私下的協調，由於史料原因現在還很難下斷語，但是這個建議確實合乎清廷此時的需要和判斷，所以清廷很快發布禦旨責成總理衙門拿出創辦譯書局的具體方案。
清廷的決定大約很快就傳出來了，康有為獲悉後遂於6月13日與梁啟超合擬了一份保薦“維新救時”人才折，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名義上報，折中推舉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等人為維新救時人才，懇請朝廷特旨破格委任。並非常具體明確保薦梁啟超或到大學堂任職，或到譯書局主事。奏折稱讚廣東舉人梁啟超英才亮拔，誌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其所著《變法通議》及《時務報》諸論說，風行海內外，如日本、南洋島及泰西諸國並皆推服。湖南巡撫陳寶箴禮聘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訂立學規，切實有用，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備論思與講新政，或置諸大學堂令之課士，或開譯書局令之譯書，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徐致靖：《保薦人才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戊戌變法》卷二，第337頁。這就將擬議中的譯書局或譯書館與梁啟超的工作安排聯係起來了。
然而不知事出巧合，還是事出必然，就在康有為、梁啟超借用徐致靖的名義自我保薦的同一天（6月13日），掌陝西道監察禦史黃鋆隆上了一份奏折，指責湖南巡撫陳寶箴近年來學行西學，徒務虛名，毫無實際，其資人口實，有不能為其諱者。在黃鋆隆指責的諸多罪狀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陳寶箴支持時務學堂，縱容梁啟超大放厥詞：梁啟超在時務學堂不是老老實實教育學生學習西學精髓，而是大講特講什麼民主政治、議院政治等。在梁啟超的蠱惑下，原本純正的湖南學風被嚴重汙染，湘中士大夫起而效尤，大放厥詞，甚至有好事之徒鼓吹什麼改正朔、易服色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駭人聽聞，不一而足。至於陳寶箴主持，由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以及梁啟超等人參與的南學會，更是荒謬絕倫，幾乎成了煽動社會動亂的講壇。黃鋆隆：《掌陝西道監察禦史黃鋆隆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253頁。黃鋆隆的這個奏折，幾乎將以徐致靖名義保薦的“維新救時人才”逐一否定。這顯然不是偶然巧合。
黃鋆隆的彈劾給清廷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不過從當時的政治需要來說，以徐致靖名義保薦人才更合乎新政時期的總體需求，所以清廷當天發布禦旨，雖然沒有否決黃鋆隆的指控，但依然如徐致靖奏折所請，明諭主事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道員黃遵憲、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舉人梁啟超由總理衙門查看具奏。《軍機大臣奏片》（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60頁。
創設譯書局翻譯西方學術著作的建議，以及推舉維新救國人才的建議，不管背後有多少利益關切，但其政治訴求無疑都是光明正大，合乎維新時代的精神的，因而獲得清廷高度讚同。6月28日，總理衙門對這些建議做了審慎研究，提出了籌辦方案，表示籌款開館翻譯西書，以開民智而造人才，自係當務之急，亟應及時舉辦，以開風氣之先。總理衙門同意李盛鐸的建議，翻譯事宜自當應該委派重臣主持，鑒於當時的政治構架，翻譯西書實與京師大學堂的創辦互為表裏，所以建議由管學大臣一並管理。
至於梁啟超的工作安排，總理衙門在議複中也有建議，以為梁啟超先前有在上海工作的經驗，不妨任命他管理上海譯書局事務，其基礎就是梁啟超與同人先前在上海創辦的譯書局，現在隻要進行“官督商辦”的公有化改造，就可立即開館。
總理衙門認為，上海為華洋總彙，所購外國書籍甚為便利，印刷工本亦相對比較便宜。由梁啟超經理譯書事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至於經費，總理衙門建議由政府每月撥給譯書局二千兩。如果仍不敷支出，可以準許譯書局召集股份，以竟其成。
至於需要翻譯的圖書，總理衙門建議應先從各國政治、法律、曆史文化等方麵入手，以觀其治亂興衰之故，沿革得失之跡。稍後逐步擴展其兵製、醫學、農礦工商、天文地質、聲光電化等方麵，以收實用。既然由政府出資，既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那麼譯書局翻譯的圖書也應該首先進呈禦覽及分送各省新設學堂、學會、藏書樓，當然也可以由譯書局進行商業銷售，待譯書局經營上軌道並有贏利後，可以考慮停止劃撥常年經費。奕劻等：《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折》（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49頁。
總理衙門的規劃獲得了朝廷認可，由此也就確定了梁啟超在當時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奕劻等：《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54頁。7月1日，總理衙門遵旨傳梁啟超到署麵談，大臣們一致認為梁啟超誌趣遠大，學問淹通，尚屬究心時務的有用之才，同意任命其前往上海將先前籌設的譯書局進行公有化改造，建議更名為譯書官局，由梁啟超經理負責。奕劻等：《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片》（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60頁。
根據總理衙門的考察和推薦，皇上於7月3日召見舉人出身的梁啟超，聽取他對新政等各方麵的建議。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依照清朝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員才能獲得皇上召見，皇上召見官品低下的小臣自鹹豐以後四十餘年從未有過。很顯然，梁啟超對自己僅以舉人身份獲得召見，還是非常感激非常自豪的，以為“我大清朝”數百年所僅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26頁。
梁啟超和乃師康有為一樣未能免俗，也將這次畢生中唯一的一次召見看得很重。然而關於這一次召見過程及詳細情形，梁啟超不似乃師康有為那樣有詳細追憶，隻是說此次召見後，皇上令他將先前發表的《變法通議》一書呈遞上來，並任命他以六品銜負責譯書局的籌辦和主管。至於其他細節，梁啟超不願多說，因而這次召見的真實情況就成了人們爭相猜測的故事。
與梁啟超有過密切往來的王照認為，梁啟超之所以不像乃師那樣張揚這次召見，主要是因為梁啟超沒有在這次召見中獲得皇上的賞識和器重，更沒有獲得所期待的職務。按照清朝慣例，皇上召見舉人雖然不多，但隻要蒙獲召見，一般是賜予翰林，最下也應該賞給一個內閣中書職務。按照梁啟超當時在知識界的名聲，他自信應該突破清朝曆史上已有成例，誰料到不僅沒有突破，甚至連成例都不如，僅僅賜給一個六品頂戴，甚至由此所獲得的譯書局職務，其實還是孫家鼐感到梁氏實在有點委屈，請托各方而獲得的，其地位也與梁啟超先前《時務報》主筆差不多，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進入正式官場。這不能不使梁啟超失望，這也是梁啟超不願多說這次召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