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reference_book_ids\":[7160609303160704008]}],\"1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24,\"start_container_index\":1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20},\"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京師大學堂及其相關專門學堂的籌建是順利的，各方麵的共識也大體接近。然而由於在一些重大的權力架構上存在著分歧和爭執，在大學堂籌建之初也發生許多不必要的爭論，而這些爭論主要圍繞著京師大學堂章程中的一些規定進行。
我們知道，由梁啟超主持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是戊戌年間一份重要文獻，也是新教育發展過程中一份比較好的規劃圖、路線圖。按照這個規劃認真執行，不出數年，中國教育麵貌必將根本改觀，教育形態多元化、教育理念多樣性等，都將會有很好的體現。這是確定無疑的。
然而，中國的問題在於，處處事事總會有人事上的糾葛相牽製，一個原本很好的教育規劃圖結果卻因人事糾葛化為泡影，而人事糾葛的關鍵不是為了教育發展，而是為了教育發展過程中的話語權、控製權。這是典型的東方特色。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這是中國人的理想。理想，一般地說，都很難普及和實現。所以中國人更多時候，總是希望獲得事務發展過程中的控製權、話語權。
梁啟超擬定的這份章程從總綱至課程設置、學生出路等都沒有什麼問題，所有閱讀者也普遍表示認同，隻是到了章程有關京師大學堂權力架構設計相關章節時，矛盾開始出現。
章程第五章、第六章是大學堂權力架構設計，專門規定總教習、分教習的聘用及權力限製。章程認為，先前的同文館及北洋學堂等多以西人為總教習，這種製度設計或許有助於西學傳入，但與京師大學堂宗旨似乎並不太符合。京師大學堂既然被定位為中西學術並重，所以不宜再聘用西人為總教習，因為華人中必有兼通西學者，而西人中必無兼通中學者。所以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將聘請學貫中西、能見其大者的中國通人為總教習，並賦予總教習處理大學堂日常事務的全權。
如果僅從理論看，章程對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規定應該是有道理的，西方學人確實無論怎樣博通，但真的還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深入研究過中國學術的，而中國人或許在西學根底上較西人略有差距，但學貫中西的中國通人在國內似乎還有那麼幾個。所以這一規定不僅有理論上的依據，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如果不了解中國人事糾葛的特殊性，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抽象的規定是正確無誤的。
然而，中國的許多問題其實都不在理論和依據，而是由誰來做，誰主動，誰掌控。而恰恰在這一點上，章程的規定引起了風波，甚至由此導致康有為、梁啟超一係人馬出局，最終退出大學堂的管理事務和權力布局。
根據康有為的說法，京師大學堂的創建思路基本上是由他提供的，李盛鐸的奏折、總理衙門的方案，也基本上合乎他的設想。而在大學堂權力部署上，康有為更是別出心裁讓梁啟超參照各國經驗，設計了虛置管學大臣而由總教習掌管具體事務的權力架構，這實際上是因人而設計的一種方案。
當時的管學大臣為孫家鼐，孫與康有為相知甚久，在新政開始階段，應該說孫家鼐還是比較看好康有為的，他曾真誠地對翰林院編修蒯光典說，當今朝野內外忠肝熱膽而心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而已。我皇上發起新政，責我在教育文化領域中變法，我惟舉康某人，我真誠相信康有為有真才實學，其學術眼光應該遠在我孫家鼐之上。這大概是孫家鼐受命主持京師大學堂創建事務後，竭力推舉康有為負責起草大學堂章程的重要背景。
孫家鼐為管學大臣是既成事實，而康有為可能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也似乎是朝野內外的共識。李鴻章、廖壽恒、陳熾等人都曾向孫家鼐竭力舉薦康有為，最重要的是孫家鼐本人真誠認為康有為兼通中西，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最佳人選。孫家鼐的理想大概是，他以管學大臣的身份遙控京師大學堂日常事務，康有為以總教習的身份代他主持具體事務，側重於教學方麵。康有為必須絕對忠誠於孫家鼐，這大概也是孫家鼐使用康有為的前提。這是中國傳統政治體製中用人的一般原則。所以當孫家鼐還沒有看到梁啟超擬定的這份大學堂章程時，曾當麵真誠邀請康有為出任大學堂總教習一職。這種真誠還表現在他甚至委托已內定出任大學堂總辦的陳熾前去勸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