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建立新式教育體製的議論由來已久。1882年出使歸來的王之春就在《蠡測卮言》中詳細介紹過西方近代學校教育製度，以為中國也應該像西方那樣，進行教育體製方麵的改革，以規模化、標準化的學校教育體製取代傳統中國的書院教育、私塾教育，從而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新人才。王之春：《蠡測卮言》第十三，氏輯：《各國通商始末記》卷十九，寶善書局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
1891年，正在西方公幹的外交官薛福成直觀感到西方近代教育體製有其優良之處，他甚至懷疑西方國家之所以走上強盛，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教育。反觀中國教育體製，薛福成認為，傳統的八股模式可能很有問題，天下數百千萬青年學子長時間在這種無用的學問中消耗精力，其目標隻是尋求個人出處，似乎與國家發展強盛關聯不大。參照西方經驗，薛福成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從教育入手，要黜浮靡，崇實學，破積習，要培養大批新人才。而要培養大批新人才，就必須像西方近代國家一樣，走規模化、標準化的近代教育之路。教育體製必須進行根本變革。中國隻有在教育上有辦法，才能培養出新人才。中國隻要有大批新人才茁壯成長，就一定會改變中國的麵貌。《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第291頁。這就是薛福成的結論。
與薛福成具有相似思想認識的在那個時代還有不少，其中最為顯赫影響最大的當數鄭觀應。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洋務思想家，其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對西方近代體製的推崇，都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他在《盛世危言·學校》中對教育問題有專門的深入討論，以為中國事事不如人，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教育還停留在“前近代”階段，還沒有向近代教育過渡。中國的傳統教育體製雖然也講究治國平天下，但其根本則是一種“內聖”的訓練，是培養君子的體製。而進入近代，國家發展民族強盛，處處需要新人才新知識，所以原來的中國教育體製教育模式，顯然已經不敷運用，無法滿足社會對新人才的需求。鄭觀應建議，中國要發展要強大，必須從教育著力，必須在教育上下功夫動腦筋，必須參照西方已有的成功經驗，最大範圍最大限度廣設新式學堂新式教育，以培養新人才，傳播新知識。這才是中國目前治國的根本。以中國人所具有的聰明才智，以中國所具有的豐富資源，一旦中國人在教育上有了辦法，中國就一定會重建輝煌，重回世界舞台中心。《鄭觀應集》上，第267頁。
改造舊教育，創建新教育，特別是仿照西方經驗，創辦新式教育體製，至少在甲午戰前已成為國人基本共識。又經過甲午戰敗強烈刺激，國內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將批判鋒芒對準中國傳統教育製度，以為中國之敗不是敗在戰場而是敗在課堂，日本人學西方創建了自己的新式教育，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中國人繼續使用科舉考試的規範，除了禁錮人們的思想，培養一批莫名其妙的雅士外，很難找到有用之才。
基於這種深刻的教訓，變法自強的呼聲在甲午戰後逐漸強大，成為時代最強音。而變法自強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學西方學東方，進行教育製度改革，培養新人才，傳播新知識。1895年7月，具有新思想的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改革建議書，就中國將要進行的改革事項，大致排了一個順序。
按照胡燏棻的理解，中國的改革毫無疑問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工程，涉及各個方麵，遍及各個領域，大致歸類，首在籌餉，次在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原又在敦勸工商，廣設學校。既要像東西洋各國一樣，創建全國教育新體係，建立大中小三級學堂，在京師和各省省會設立大學堂，在道府這個層級設立中學堂，在州縣一級設立小學堂。除了這些普通教育普通學堂外，還要根據社會發展實際需要，設立各種各樣職業學堂，諸如工、農、商、醫、武備等，在過去看來可能隻是工匠，隻是技藝，但在近代教育體製下，都應該進入學堂培訓。此外，還應該注意女子教育和特種教育，諸如聾啞人、殘疾人，都應該有合乎其特殊需要的新學堂。胡燏棻認為，中國如果能夠做到這些，那麼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還怕中國不能擺脫失敗陰影，重拾信心，重建輝煌，報仇雪恥嗎？胡燏棻：《變法自強疏》，沈桐生輯：《光緒政要》卷二十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