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學校在甲午戰後一時間成了變法自強的關鍵。事實上，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也並沒有少設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教育機構，諸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之類，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所謂新教育機構並沒有如願發揮理想效果，並沒有在中國自強運動中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呢？梁啟超在1896年總結這一教訓時指出，這些所謂新教育機構實際上隻學到了西學的皮毛，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即盡其道，指望這樣膚淺這樣形式主義的教育去探究西方強大的根本，不是盲人摸象、緣木求魚嗎？
根據梁啟超分析，洋務學堂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有三：一是科舉取士製度不改，青年一代讀書人對西學沒有興趣，因為無論他們掌握多少西方學術，他們不能通過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就不可能步入官場，無法就業。不能有效解決新知識的出路問題，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願意舍棄科舉考試而學新知識。二是師範學堂不立，沒有掌握近代教育知識的老師。三是專門之業不分，生員無法在一門科學領域中繼續深造。所以，梁啟超建議清政府為了富強，為了報仇雪恥，應該改變科舉取士製度，應該投入足夠經費，大力發展新式學校教育。梁啟超：《學校總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頁。
新教育體製應該建立，新式學堂應該大規模推廣，但是所有這些應該做的事情，究竟應該怎樣做呢？在變法維新運動蓬勃興起的1896—1897年間，各種各樣的具體方案設計出來了，曾經出使日本，後又調赴俄德等國，對東西洋社會實況有直觀了解的姚文棟參照東西洋各國經驗提出在京師設立隸屬於中央政府的新式學堂，以為人才總彙之所，並為全國教育楷模，舉國則效。甘韓輯，姚文棟：《京師學堂條議》，《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五，商絳雪齋書局1902年版，第19頁。
翰林院編修熊亦奇具有濃厚的維新思想，是強學會骨幹，他在所上的《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中以為學校是天下之公器，東西洋各國先走一步，明白其理，創辦各種各樣大學堂，其國民素質大幅攀升，國民智慧也被大幅度激活，各種各樣的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其國家逐步強盛，人民逐步富裕。根據東西洋各國成功經驗，熊亦奇建議清政府盡快在京師創建一所具有國立性質的大學堂，聘請東西洋各國一批有真才實學的大師，編印課本，自小學開蒙以次分門教育，堅持數年，必將風氣大變，人才輩出，國家必將日趨強盛。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卷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中國人對新教育的期待非常強烈，但是要進入操作層麵，確實還有許多事情要做。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清廷提交了一個奏折，就京師大學堂的創建以及全國新教育體製創建，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指導意義的建議。李端棻認為，全國新教育體製是一個整體，不能孤立觀察，更不能孤立進行，僅僅創辦一個京師大學堂，而沒有全國新教育體製相配合，那麼京師大學堂生源從何而來，出路何在？這些都值得考慮。李端棻建議，京師大學堂與全國新教育體製必須統一規劃，全麵推開，自京師以至各省府州縣都應該按照統一規製設立新式學堂，統一全國教育體製，規範各類各級生童入學就學年齡，規範各級各類學堂課程設置。對於京師大學堂，李端棻做了詳細規劃，建議在先前官書局基礎上擴充，這樣可以相對省力省時，事半功倍。京師大學堂的輔助工程和設施，李端棻提出要設立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等，以為隻有這些機構相互配合，才能相得益彰，取得實效。李端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折》，《時務報》第六冊，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