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屆全國袁世凱與北洋人物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各位同人：
首先祝賀首屆袁世凱與北洋人物學術研討會順利召開，希望這次會議能夠對國內學術界關於袁世凱及北洋人物、北洋時代的研究有所推動。
袁世凱及北洋人物的研究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並不存在多少爭議，那時的學者繼承民主革命時期所形成的意識形態，以孫中山革命的當然繼承者的身份，對於袁世凱及北洋人物一律持否定態度，那時，即便是很有學術水準的著作如鄙所已故副所長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凱傳》，在對袁世凱及北洋人物總的評價方麵也基本持否定態度。
最近20年，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近代中國史學界先前許多既有的定論受到了普遍的質疑。許多學者通過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新學習，通過對史料的重新研究，對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大批曆史人物予以重新討論，給出一些比較新穎的結論。不論這些結論有多少不足與問題，如果遵循實事求是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都應該承認這些看法對於推動學術的進步是有益的。這些看法的一個普遍特點是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再苛求曆史人物的盡善盡美，不再以狹隘的階級鬥爭觀點去厚誣古人，而是采取善待先人的立場，站在同情與理解的角度去分析這些人物較他們的先人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作出哪些新的貢獻。
拿這最近20年的看法與先前的看法進行比較，哪種看法更接近曆史真實，哪一種看法更合乎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呢？相信隻要對這段曆史進行過認真研究的任何學者都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
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將善待先人的原則堅持到底，我們也應該承認自民主革命時期以來所形成的意識形態自有其價值，參與創建這一意識形態的許多前輩學者如範文瀾、胡繩乃至陳伯達等。他們之所以那樣評價袁世凱、北洋人物及北洋時代，也自有其合理性，他們的功績既是為曆史研究提供了多樣性的範本，也為民主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曆史依據和合法性。所以從這個立場上去觀察，我們大可不必去反擊陳伯達關於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的判斷，因為這個命題的反命題必然是袁世凱是中華民國的守護神，顯然這個反命題更不合乎曆史真實。當我們以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自居的時候，我們當然更多地會同情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一切鬥爭，當然反感袁世凱及北洋係軍閥對孫中山革命的阻撓和鎮壓。不過，當這一切都成為曆史的時候，當我們再也不必以孫中山革命的當然繼承者自命的時候，曆史就成為純粹的研究對象，我們完全可以拋開意識形態的幹擾，相對獨立地探討曆史發展的真相，相對公允地看待袁世凱、孫中山乃至北洋係軍閥的曆史貢獻。
將善待先人的原則堅持到底，還要堅持不爭論的原則。真正的學術研究從來都是個人的事情，用孟子的話說就是“仇其放心而已”，隻要我們作出的判斷都能夠使自己的學術良心獲得安寧，不論得出什麼樣的結論，我個人認為都是值得讚許的。生活的多樣性規定了曆史真相的多樣性，任何曆史學家都不要想窮盡曆史的真相，我們要想不斷地接近曆史真相，就需要不斷地創造曆史解釋的多樣性。從這個原則出發，當我們重新探討袁世凱及北洋係重要曆史人物是非功過的時候，當我們為他們的某些委屈書寫新的判決詞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容忍反對者的存在。真正的民主就是寬容一切言論。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為這些人物所作的結論是唯一的正確的話，實際上我們是在另外一種形式上重建了一種新的文化專製主義。因為既然我們可以重新探討這些近代曆史人物的是非功過，為什麼不能容忍其他人堅守原來的立場？隻是這些堅守不要憑借行政資源和政治權利，能夠建立一種公平的討論平台，我個人認為都有助於學術的進步與發展。要相信，真正的學術貢獻不是當代那些最世俗、最庸俗的價值評估，而是未來的學術史，是我們的研究成果究竟在學術史上留下了什麼痕跡。
寬容的學術氛圍是學術進步的必要條件，就絕大多數研究者來說，不論我們是為袁世凱及北洋人物唱讚歌，還是繼續持批評的立場，實際上我們和這些研究對象既沒有血緣關係，更不會因對他們功過是非評估的變化而改變我們的生存條件。所以我們的研究不過是盡一個學者的責任，是將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且與先前的看法並不一樣的見解說出來而已。
說到北洋人物，首先論及的必然是袁世凱。關於袁世凱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的看法了無新意，已經寫在提交給會議的論文中。總體上我覺得袁世凱是一個有限的共和主義者，是晚清至民國初年中國政治舞台上難得的人才，之所以難得正如孫中山所評價的那樣，是新思想和舊手腕在袁世凱身上兼而有之。他一生中兩個最大的汙點一是在戊戌年間的政治變局中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一是生命的最後歲月帝王思想的惡性膨脹促使他不顧一切地恢複帝製。關於前者，近年來已有不少文章為袁氏進行辯護，或以為袁世凱並沒有在戊戌年間出賣維新派，或以為即便袁世凱向榮祿、慈禧太後密報了譚嗣同的來訪，但這個密報並不是導致政變的直接導火索，因為在袁世凱密報之前清廷已經知道了康有為的密謀。我認為這種辯解意義不大，因為不論袁世凱具有多麼深厚的維新思想，但他所能容忍的底線隻是一種和平的改良，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同意康有為武裝包圍頤和園，執殺慈禧太後和熔爐的建議，因為這種做法不僅不合乎中國傳統的君臣之道，實際上也將給中國帶來無窮的混亂。隻要我們仔細研究戊戌年間那短暫的100天的曆史，我們都應該相信，如果依靠光緒皇帝和康有為去治理中國，中國的混亂很快就會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清朝的命官，袁世凱有責任阻止這種悲劇的發生，所以即便袁世凱在戊戌年間背叛了維新派，那也是因為維新派首先背叛了自己和平變革的維新準則。至於袁世凱的帝製自為，最近若幹年已有不少文章發表，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讚同袁世凱的這一做法，但大家總覺得袁世凱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也是民國初年政治發展的必然。至於袁世凱最主要的曆史功績，我個人覺得還是他在辛亥年間的舉措和擔當，由於他的出現使中國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使中國以比較平和的手段結束形式上的專製主義統治，步入形式上的民主共和。中國長達2000年的專製主義的曆史在他手裏結束，中國未來的民主共和也畢竟因他而開始。在這一點上，軍人出身的袁世凱不管有多少個人野心，但他的這種選擇實際上是有利於國家與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