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1840～1949年）的研究經過漫長而複雜的發展過程，從無到有，終於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活力的分支學科。特別是經過最近20餘年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更加細化，出現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而且已經形成自己一套獨特的話語體係。
然而仔細分析這套話語體係，人們也不難發現除了一些時髦的概念、名詞外，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框架構造上並沒有多大的突破，研究者依然沿用著半個世紀以來的近代史研究框架。
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框架萌生於民主革命時期，形成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那時所要解決的，或者說所要論證的，主要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為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因此那時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人物幾乎無不持批判的態度，幾乎很少肯定他們在中國近代曆史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這種情況在那時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到了今天，中國共產黨久已成為執政黨，她所麵對的問題久已不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也久已不存在其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問題。作為一個對中國未來負有重大曆史責任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麵對的問題主要是建設與發展，是不斷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精神需要的問題。因此，依附於執政黨的正統的曆史學研究，不應該再以論證革命、造反的合理性為重心，而是應該著重研究曆史上的統治經驗，古為今用，促進中國政治、文化的良性發展。基於這種判斷，目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係就必須要有所改造，有所調整，整部中國近代史就必須重新改寫。
中國近代史研究體係的改造與調整，在根本點上應該放棄民主革命時期所確立的價值準則，在研究的具體細節上應該確立“同情地理解”的基本方法，重新評估中國近代曆史上的那些主要人物。不必再將他們一概“抹黑”，而是在尊重曆史事實的前提下，實事求是地評價他們的貢獻與失誤。否則，一部中國近代史的主導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西太後、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陳獨秀、胡適等，幾乎都是具有“反麵臉譜”特征的人物，那麼我們過去的100多年也實在太過於黑暗，而且這種狀況也並不合乎曆史的真實。
“同情地理解”是中國曆史學的優良傳統，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在談到怎樣評價曆史人物時，就曾經說過要“知人論世”，即從曆史的觀點去評價人物。曆史上的所謂“正麵人物”不必論，關鍵是怎樣去評價那些所謂的“反麵人物”。
所謂曆史上的“反麵人物”，實際上是一個很難確定的概念，因為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和曆史進程的發展，許多在過去被看作“反麵人物”的曆史人物，卻不意成為“正麵人物”；而許多一直被歌頌的“正麵人物”卻不意成為“反麵人物”。這是因為曆史的發展促使人們在認識上的變化，人們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評價的結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像晚清時期長時期主導中國政治的西太後，由於多年來的“革命話語”占主導地位，因此她的形象總是負麵的。她除了生活的奢靡、腐敗外，更是因為她對革命的仇視，對革命派、改良派的無情鎮壓，於是乎西太後的形象多年來總是不佳。然而當我們的“話語”係統發生轉變之後，即我們不再單純從“革命”的立場上去看西太後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在她實際主導中國政治的幾十年裏，正是中國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化的時代，西方的器物、製度和觀念引進來了，中國開始步入艱難的現代化曆程。而所有這些，如果沒有西太後的默許、同情和支持，可能嗎？於是有學者開始重新研究西太後的政治態度，開始研究西太後統治中國時期的社會情況，終於發現“真實的”西太後並非如百年來“革命話語”所渲染的那樣極端醜陋，極端負麵，她在中國曆史上依然作出過她的那個時代所允許她能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