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係統”的轉換導致人物評價的變化隻是一種情況，而另外一種情況卻是我們應該承認“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不論是曆史上的正麵人物，抑或是反麵人物，曆史既然給予他們存在的基礎與條件，他們總會有自己存在的一個合理的依據。如果站在“同情與理解”的立場上去“關照”這些人物，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些“反麵人物”在做那些“壞事”時也有著難以真正捉摸的心理因素。像清末民初的強勢人物袁世凱，其一生中最遭世人詬病和不恥的是兩件事：一是“出賣”維新派，導致清廷對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的鎮壓，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一是“洪憲帝製自為”，鬧了一場帝製複辟的醜劇。關於前者，近年來已有學者從史料的角度論證並非袁世凱出賣了維新派，而是別有原因導致了清廷對維新派的鎮壓，我們姑且勿論。而關於後者，多年來我們隻看到了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過程與結果，而相對忽略了袁世凱帝製自為的背景與原因。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後並非使中國人突然變成民主共和政體下的“公民”，不僅各種複辟勢力蠢蠢欲動，而且就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實際情況看，人們更習慣於舊的政治秩序。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辛亥革命之後要求建立“強勢政府”的呼聲不絕於耳，國內的、國外的輿論在當時似乎都覺得中國在一夜之間走上共和可能過於草率，過於“激進”。於是出現帝製複辟的輿論，於是有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醜劇。當然不論出於何種背景與原因，袁世凱帝製自為都是一件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這些背景與原因之後，我們是否能夠相信，袁世凱建立“強勢政府”以恢複秩序的努力有其曆史發展進程的必然性呢？
總之，曆史人物尤其是“反麵人物”的評價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但多年來的研究實踐使筆者覺得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作踐”我們的先人，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的曆史局限性，更要承認他們的曆史貢獻。如果我們隻是繼承清末革命黨人對清廷主導者的仇恨與謾罵，隻是相信民初反帝製宣傳對袁世凱的醜化與批判，一味地嘲笑那些所謂“曆史反麵人物”的無知、醜陋與罪惡，那麼我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很難有新的進步，重寫清代以來的曆史就根本不可能。
善待先人，就是尊重自己本民族的曆史，就是要以寬容心去看待和評價那些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過或大或小貢獻的一切人。他們在曆史上可能由於某種原因做過一些錯事，但隻要他們是真誠地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在工作，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們的貢獻與地位，都不應該求全責備地將之化為反麵人物的範疇。
重寫中國近代史牽涉到的問題還有許多，尊重曆史、善待先人隻是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點。《北京行政學院學報》有意組織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的討論，衷心祝願這個討論有助於中國近代史新體係的建立，衷心期待改良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係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