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經過董仲舒的改造以及本身所固有的彈性，因而使它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可以容忍、吸收一切有益於治的思想內容和思想形式，甚至包括部分異端思想。但是，它容忍的一切思想內容和思想形式都不能作為獨立的學說而存在。因此，我們看到，在曆史上，即使那些異端思想家也往往自稱為儒者，自詡為儒學真傳，但其實際上，他們的學說不知離開儒家經典多遠。這是這些異端思想家的悲劇，也是一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悲劇。這樣，“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並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9]這是中世紀思想的共同特點，不僅西方如此，中國亦如此。
在中世紀，即使最激進的異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唯心主義和神學的氣息。在歐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僧侶是中世紀歐洲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代表者，中世紀“一切革命的社會政治理論大體上必然就是神學異端”，這些神學異端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反封建的革命反對派活躍於整個中世紀。革命反對派隨時代條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義的形式出現，或者是以公開的異教的形式出現，或者是以武裝起義的形式出現”。[10]然而，不論他們以何種形式出現，都難以擺脫宗教神學及神秘主義的束縛，甚至可以說，以宗教神學的神秘主義同封建意識形態相對抗，是中世紀異端思想反對封建神學和封建製度的一種思想鬥爭形式。
在歐洲封建社會的中後期，一股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強大的異端思想運動逐步形成，代表這一思潮的許多思想家雖然與正統經院哲學中的神秘主義有明顯不同，但他們反對教義、教會的必要性，主張個人直接通神，與上帝溝通，這本身就有泛神論的神秘主義意味。當然，這種宗教神秘主義在主導思想上已明顯偏離正統經院神學的軌道，它之所以繼續以宗教神學的形式出現，顯然不過是為他們的思想主張提供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形式而已。
在中國，被譽為唯物主義傑出代表的“三王”（王充、王安石、王夫之），其思想特征與歐洲中世紀異端思想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即雖然有豐富的唯物主義內容，但最終並未能突破宗教神學和唯心主義的束縛。像王充，不僅承認鬼神的客觀實在性[11]，而且特別醉心於占卜算卦的宗教形式，堅信“卜筮非不可用”。[12]
甚至到了近代，經過西方文明洗禮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最終也難以逃脫宗教神學的窠臼。如章太炎可以寫出戰鬥的《無神論》，以批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文化同盟的宗教神學，但從根本上說，他並不是要徹底否定宗教神學，而是試圖製造符合中國資產階級需要的“國粹的”新宗教以反對舶來的基督教。他甚至主張，“近日辦事的辦法，全在宗教、國粹兩項”。[13]
至於康有為，雖曾介紹、讚美過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雲說”等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但他沒有真正走向唯物主義，而是企圖製造一種新的宗教——孔教，並得出“上帝之必有”的宗教有神論。他曾說：“天有上帝者，各國各教所公有也。中國凡稱天，即有主宰之意。主宰者，上帝也。”[14]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一點，即“一切劃時代的體係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係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係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係的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後果為基礎的”。[15]換言之，不論董仲舒的思想是否對“三王”、章太炎、康有為等人產生過直接影響，但作為中國傳統政治的總設計師，董仲舒的思想當然是“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鑒於此，認真而係統地研究董仲舒的思想，不僅有助於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和中國社會，而且必將有助於重新認識整個中國思想發展史。
[1]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2]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頁。
[3]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頁。
[4]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
[5]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1頁。
[6]恩格斯：《法學家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頁。
[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65頁。
[8]《漢書·董仲舒傳》。
[9]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1頁。
[10]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頁。
[11]《論衡·論死》：“鬼神恍惚不見之名也。”
[12]《論衡·占筮》。
[13]章太炎：《演說錄》，《民報》1906年第6號。
[14]康有為：《諸天講》卷十一：
[1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