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中國社會與文化作出了多方麵重大貢獻的思想巨人，董仲舒長期以來卻受著極不公正的評價。在其生前和死後的漫長歲月裏，上至皇帝，下至臣民百姓，不論是否真正理解他的學說與見解，幾乎眾口一辭地頌揚他，美化他，尤其是其“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的名言，差不多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人一致的道德訴求。很少有人持批評、懷疑態度。
然而到了近代，隨著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融，隨著中國社會狀況的巨大變遷，雖有康有為之輩為其搖旗呐喊，但董仲舒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得不隨著中國傳統社會價值體係的破壞而日趨下降。降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董仲舒也隻得在“打孔家店”的浪潮中，陪著孔夫子一起成為眾矢之的。此後，很少有人再敢肯定他，加之他的名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成為中國“形而上學思想的象征”，人們於是逐漸地忘卻這位曾經一度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改變產生過莫大影響的曆史巨人。即使一些著作中不得不提及他，也無不將其塑造為一種反麵形象。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產生的新意識形態和新曆史學，毫無疑問曾經獲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於這種新意識形態和新曆史學更多地從階級分野思考問題，劃分階級，因而實在說來總有點對不起自己的祖宗，總有點作賤自己民族的曆史，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那些被曆代人們所尊敬、所敬仰的正統思想家在階級分析的前提下，大多被說成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因而是反動的，是不值得一提的。今天想來，這種分析可能並不是太準確的。
很顯然，過分地尊重、敬仰，或過分地貶低、作賤先人都是一種不正確的非正常的狀態。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絕對要求，“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1]換言之，評價曆史人物，必須將他們放到他們所處的特定的曆史背景中去考察，既不苛求於古人，也不無緣無故地頌揚他，而是依據可靠的資料，通過紛繁雜蕪的陳述，努力探索曆史真相，盡可能地還其本來麵目，給曆史人物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董仲舒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初期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設計者，其地位、環境決定他隻能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去構思如何調整那個時代的人際關係，以及如何維持那個時代的社會秩序等理論與現實問題。他不可能像那些處於“在野”地位的“叛逆”思想家那樣對現實持嚴厲的甚至敵對的批判態度。因此，如何評價包括董仲舒在內的官方或者說正統思想家，便不僅是董仲舒研究中應該而且必須回答的問題，而且實際上關涉到整個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
長期以來，在思想史乃至整個曆史學的研究中，人們的注意力與研究興趣一反中國正統史學傳統，著力於發掘那些具有批判意識的思想資料，相對忽略了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以及正統思想家、官方思想家的深人研究，即使不得不提及他們，也往往冠之以“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等抽象的標簽，缺乏深入細致而又有說服力的研究。
這樣說，決不意味著否認“異端”思想家的曆史作用。這些異端思想家之所以成為“異端”，無疑在於他們敢於衝破正統思想的束縛，表現出一種倔強的、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人格。他們對人生、社會等問題的思索顯然不具有統治階級思想家局限於“既得利益”的保守性，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社會前進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說，恢複異端思想家在曆史上的真實地位，自然是必要的。
不過，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係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思維；既然他們正是作為一個階級而進行統治，並且決定著某一曆史時代的整個麵貌，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曆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昧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
換言之，異端思想家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正統思想家，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稱的“統治階級思想家”，不論他們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然而正是他們的思想、主張構成了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僅他們本人往往是時代的驕子、時代的傑出人物，而且他們的思想觀念必然的是那個時代的理性升華，代表了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穩步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說，正統思想家和異端思想家對社會的前進運動起著難以區分高低優劣的推進作用，他們的存在與價值是對立的統一。試想離開正統思想家，社會完全按照異端思想家指引的方向前進，那麼曆史將會是怎樣一種情形？更何況“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述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惟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係，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係的壓力下，還來不及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因此，這一階級的勝利對於其他未能爭得統治的階級中的許多人說來是有利的，但這隻是就這種勝利使這些個人有可能上升到統治階級行列這一點講的”。[3]因此，所謂正統思想家不如異端思想家對曆史的貢獻大雲雲，即便不是錯誤的，那也是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而苛求於古人，至少是希望正統思想家具有雙重人格，即一方麵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麵又代表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反對統治階級。這怎麼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