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看，任何偉大的思想體係都不可避免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時代局限性。談論董仲舒的思想價值也決不能脫離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條件，如果離開了這個條件，那麼，偉大之處可能正是藐小之點。如我們已經分析的那樣，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的思想是基於中國傳統社會的曆史條件而提出的穩定社會有序狀態的對策，如果離開了“傳統社會”這個條件，這一見解的理論價值固然要大大地打個折扣。像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顏元，基於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因素蓬勃發展的客觀現實，將經典儒家的觀點解釋為也極端重視利，“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也。……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口號。僅就顏元的思想價值來說，這一點無可厚非，他對經典儒家的解釋雖不一定合乎經典儒家的原貌，但畢竟合乎民族精神、文化傳統積澱的一般規律，自有其價值所在。但是，顏元不顧其前此“傳統社會”的曆史條件，指責“後儒乃雲‘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21]則亦未免苛求古人之嫌。
苛求古人自然不對，但不分精華與糟粕，一味地頌揚古人也很難說正確。在董仲舒之後一千數百年的曆史過程中，董仲舒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實際享受著相當多的人的盲目崇拜與頌揚。自從元代異族統治者把董仲舒拉入孔廟陪孔夫子吃冷豬肉之後，明清統治者都對董仲舒表示了極大的尊敬。然而他們實際上是在利用董仲舒的偶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很難從學術上評定這種做法有多少合理性。[22]
當然，對董仲舒的有意利用莫過於康有為一派近代今文學者，他們為了改變董仲舒竭盡畢生精力構思的中國傳統社會，又不得不借助董仲舒的偶像“托古改製”，挖掘董仲舒親手建構的傳統社會大廈的牆角。康有為稱：“及讀《繁露》，則孔子改製、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杞、以夏殷商為三統，如探家人筐篋，日道不休。……大賢如孟、荀，為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製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為儒學群書之所無。”[23]康氏將董仲舒推到孟、荀子上，除其滿足於改製的目的外，還能和他計較什麼科學性呢？
相對說來，同屬今文經學派的皮錫瑞，他對董仲舒的評價就比康有為要公允一些。他說：“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純。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當以董子之學為最純矣”，其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董仲舒使“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複明於世。”[24]換言之，董仲舒將孔子已說未說的話都作了較為明確的闡釋，這大體合乎董仲舒思想貢獻的真相，但許為“最純”，則未必是。
總之，董仲舒是中國曆史特別是儒學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對他的理解與評價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其要歸，今日看來不必再基於現實的需要去改鑄董仲舒的麵貌，而應當盡力去探求董仲舒學說的真實的曆史麵目。
[1]《漢書·儒林傳》。
[2]《漢書·懦林傳》：
[3]《春秋穀梁傳章句序》。
[4]馬國翰：《玉函山房佚書》之《春秋穀梁章句》輯錄。
[5]《漢書·懦林傳》。
[6]《太平禦覽》447引。
[7]《司馬文公文集·讀書堂》。
[8]《端伯傳師說》，《二程集》第7頁，中華書局1981年。
[9]·蘇輿《董子年表》案：“程子許自漢以來，有儒者氣象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然於雄頗議其行已。無間然者，獨毛、董耳。又雲：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雲：‘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雲：‘仲舒識得本原，如雲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雲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論事卻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雲：‘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陳正已雲：‘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又雲：‘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道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齊推崇者至矣。”
[10]《朱子語類》第3257—3262頁，中華書局1986年。
[11]《漢書·董仲舒傳》。
[12]《朱子語類》第3263頁。
[13]《漢書·楚元王傳》-
[14]《論衡·案書篇》。
[15]《論衡·程才篇》。
[16]《論衡·案書篇》。
[17]柳宗元：《貞符》，《柳宗元集》第30—35頁，中華書局1979年。
[18]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歐陽文忠公全集》卷73。
[19]黃震：《東發日鈔》。
[20]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第322—324頁，中華書局1977年。
[21]顏元：《四書正誤》卷一《大學》，《顏元集》第163頁，中華書局1987年。
[22]陸隴其論賈誼、董仲舒優劣雲：“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利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為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又曰：“賈以才勝，董以學勝。以聖門言之，董生猖者也，賈生狂者也。”又曰：“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遷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王西莊《十七史商榷》雲：“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懦意趣。吾於薰生則雲。”蘇輿《黃子年表》謂：“後世以訓詁、義理分漢、宋學派，不知董君書實為義理之宗。故餘以為漢儒經學，當首董次鄭。則知說經有體，不必別標門戶矣。”一雲：“兩漢多用董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學，宋以後多用朱學：董學在《春秋》，鄭學在《禮》，朱學在《四書》。今人調和漢宋，專取鄭朱語句相同者，牽合比附，用心雖勤，亦失所宗矣。”
[23]康有為：《董氏春秋學自序》，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萬木草堂叢書本。
[24]皮錫瑞：《論董子之學最純微言大義存於之書不必驚為非常異義》，《經學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