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變到文言還不止，還有古文一層。古文和文言的分別如下：文言雖文，到底還是言，所以人們可以拿文言作講話的資料。西塞路、愷撒、齊梁間人（如上舉例）、李密對竇建德的話（竇建德對李雲“與論相殺事，奈何作書語耶？”）、近代薩籠中的善知識、善男人、善女子、好把話語中說成格調語（Epigrams）者，一切等等。然而古文的生命隻在文書及金石刻上，雖有時也有以古文講話的，如羅馬加特力教的神父以臘丁語講話，但這樣的話實在不是和一般話語同作用的話，所以這事並不能破這例。西洋的古文每是別國古代的語言，經不少的流變而成者，亞西裏亞的古文是蘇末語，臘丁文自加洛林王朝而後漸漸成所謂“腐敗臘丁”，這樣臘丁恰是中世紀以來學者公用之古文，若把西塞路、愷撒喚活來，不懂得這是什麼話。又如蒙古的古文是吐蕃經典語，而這語又是造作來翻譯梵經的一種文言。因為中國語言的壽命極長，在所謂禹跡九州之內，三千年中，並沒有語言的代換，所以中國古文在來源上仍是先代的文言，並非異國的殊語。然而自揚子雲以來，依經典一線下來之文章變化，已經離了文言的地步而入古文了。
以上泛說這五個重要名詞的分別，以下單說中國語言文學中這五件不同的事。方言和階級語是不用舉例的，方言和階級語可以為文學的工具，並且已經屢屢為文學的工具，也是不待說的。至於標準語進而為文言，文言的流變枯竭了而成古文，要循時代的次敘去說明白。中國語最早寫成文字，現在尚可得而見者，有殷刻文，金刻文，有《尚書》。殷刻文至多舉一事之目，不能據以推到豐長的話言。《尚書》中之殷盤尚有問題，若《周誥》則多數可信，《周誥》最難懂，不是因為他格外的文，恰恰反麵，《周誥》中或者含有甚高之白話成分。又不必一定因為他是格外的古，《周頌》有一部分比《周誥》後不了很多，竟比較容易懂些了，乃是因為春秋戰國以來演進成的文言，一直經秦漢傳下來的，不大和《尚書》接氣，故後人自少誦習春秋戰國以來書者，感覺這個前段之在外。《周誥》既是當時的話言之較有文飾者，也應是當時宗周上級社會的標準語，照理《詩經》中的《雅》、《頌》，應當和他沒有大分別，然而頗不然者，固然也許西周的詩流傳到東周時字句有通俗化的變遷，不過《周誥》、《周詩》看來大約不在一個方言係統中，《周誥》或者仍是周人初葉的話言，《周詩》之中已用成周列國的通話（宗周成周有別，宗周謂周室舊都，成周謂新營之洛邑，此分別春秋戰國時尚清楚）。為這些問題，現在隻可虛設這個假定，論定應待詳細研究之後。“詩三百篇”最早者大約是在康昭之世（《周頌》之一部分和《大雅》之一部分），最遲者到春秋中世，雖《詩經》的語法，大體上自成一係統（其中方言差異當然不免），並不和後來的《論語》、《國語》等全同，但《詩經》和《論語》、《國語》間似乎不有大界限。《論語》中引語稱《詩》很多，舉《書》頗少，雖說詩書皆是言，究竟有些差別。《詩》在儒家教育中之分量，自孔子時已比《書》大得多了，這也許是使《書》的詞語更和春秋戰國的標準話言相違的。春秋末戰國初，始見私人著述，現在可得見之最早者，有《論語》，有《國語》。（《左傳》在內，其分出是在西漢末的事，此問題大體可從“今文”說。詳論《國語》節中）。《論語》稱曾參曰曾子，大約成書在孔子死後數十年。《國語》稱畢萬之後必大（今已割入所謂《左傳》中），記事下至智伯之滅，又於晉國特詳，大約是魏文侯時人，集諸國之語而成之一書，故曰《國語》（說詳後）。這兩部書的語言，我們對之竟不佶屈聱牙了。雖然《論語》裏還許保存些古式，或方語式的語法，如吾我爾汝之別（《莊子》亦有此別），但大體上究無異於戰國的著述中語言。雖然《國語》中（合《左傳》言）也保存了些參差和孤立語質，但《國語》既與戰國末著作無大不相通之處，且又已經是很發達的文言了。繼這兩部書而後者，如《莊子》中若幹可信之篇，如《孟子》，凡是記言之篇，略去小差別不論，大體是一種話。這時節出來的書策，無論是書簡中語，如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遺燕將書，或是簡策上著錄的口說，如蘇秦、張儀、範雎等人的話言，也和《國語》、《論語》及記言的子家，是一係。戰國晚年，有了不記言而著作的子家，文言的趨勢因不記言而抽象的著作之故，更盛了，但究竟還和戰國初年著作在言語上是一緒的。這樣看來，在春秋戰國時，中國黃河流域的語言，西括三晉，東包魯衛，南乃影響到楚北鄙，中間招著周、鄭、陳、宋，已成一個大同，必有一種標準語，為當時朝廷大夫、士所通用，列國行人所共守，而著於書策上的恰不免是這一種標準語，於是文言憑藉這標準語而發達。《國語》、《老子》固是文語發達之甚者，一切子家也都帶些文語的氣息，可於他們的文辭之整齊、修飾、鋪張上看出。中國的經傳多屬這個時代，所以這時代著文時所用之語言竟成了後代當作儀型的傳統語，是不能見怪的。現在把這段意思分為下列幾個設定（Hypothesis），盼諸君讀書時留意其證據或反證：
一、《周誥》中所用的話，在春秋戰國著書中語言所承之係統之外。
二、“詩三百”篇中的話言，如《國風》，大體上自應是當時的俗話；如《小雅》，大體上自應是當時的官話；如《魯頌》、《商頌》及《大雅》的大部分，自應是當時的製作中標準點，已漸有文語之趨勢。把這些略去支節而論，並無大別於戰國初年以來著書者。
三、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有方言，但列國間卻有標準語，這個標準語中那國的方言占成分多，現在無可考了。儒是魯國人的職業，孔子弟子及七十子後學者散在四方設教，或者因這層關係魯國的方言加入這個裏麵者不少，也未可知。
四、《國語》是很修飾了的文言，《論語》不至這樣，但語法之整齊處也不免是做過一層工夫的。至於戰國子家以及《戰國策》所著錄的書辭和說辭，都是據標準語而成之文言。其中文言的工夫也有淺深的不同，如《孟子》整齊鋪張，猶甚近於言，《戰國策》比較文些了，《荀子》更文，這都不能是純粹的口語，因為在他的文辭中看出曼衍雕琢來。
五、為什麼戰國時的著述都是藝術語（Knnstprosa）而不是純粹的口語呢？這因為古來的文書，除去政府語誥隻是記話言，書寫之作用隻是做一種傳達及遺留的“介物”外，凡涉及文書者，不論國家的辭令或個人的述作，都有“言之而文”的要求，所以在述作開端之時，即帶進了藝術化，“文言”正可解作“話言的藝術化”。
六、且不止此，春秋時大夫的口語調及國際間的辭令，也有“文”的傾向。如《論語》，“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不學詩無以言”。《左傳》僖二十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這些地方，都可看出當時在口辭也要文飾的，至於寫下的必更甚。《論語》“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這竟成了佳話。而屈原以嫻於辭令之故，議號令，對諸侯。所以在《左傳》、《戰國策》上所載各種的應對之辭，書使之章，有那樣的“文”氣，雖不免是後來編書者整齊之，然當時話言固已“文”甚。然則在這風氣中，諸子百家開始著作，所寫者必是一種藝術化了的語言，又何可怪？
七、漢初年的辭令仍是《戰國策》中調頭，上書者和李斯沒有什麼分別，作賦者和楚辭齊諷不能不算一氣。且西漢方言之分配仍可略以戰國時國名為標（見《方言》），而西漢風土仍以戰國為分（見《漢書·地理誌》）。鄒陽之本為戰國人者，可不待說。即如賈誼、枚乘，戰國氣之重，非常明顯；雖至司馬長卿，文辭仍是楚辭之擴張體；至司馬子長，著作還不是《戰國策》、《楚漢春秋》一線下來的麼？這些仍然都是文言，都不是古文，因為他們在文辭上的擴張，仍是自己把語言為藝術化的擴張而已，並不是以學為文，以古人之言為言。即如司馬長卿的賦，排比言辭，列舉物實，真不算少了。雖多是當代的名物，引經據典處真正太少了。這樣的文辭，並不曾失去口語中的生命，雖然已不能說是白話（漢賦中雙聲疊韻聯綿詞皆是語的作用，不是文的作用，又長卿用屈宋語已多，但屈宋去長卿時僅及百年，不為用古）。
八、自昭宣後，王子淵、劉子政、穀子雲的文章，無論所美在筆劄，所創作在頌箴，都是以用典為風采，引書為富贍。依陳言以開新辭，遵典型而成己體。從此話言和文辭斷然的分為兩途，言自言，文自文。從這時期以下的著作我們標做“古文”，古文沒有白話的生命。此說詳見第三篇《揚雄章》中。
以上所說恐頭緒較多，未能使讀者一目了然，現在更作一圖如下：附論語言之變遷與文學之變遷假如語言起了重大的變化，會不會文學隨著起重大的變化呢？
自然會的。且就目前的形勢而論，近年來白話文學之要求，或曰國語文學之要求，實在因為近數百年北方話中起了重大的變化，音素劇烈的減少，把些原來絕不同音的字變做同音了，於是乎語言中不得不以複詞代單詞了，而漢語之為單音語之地位也就根本動搖了。這麼一來，近代語已不能保存古代語法之簡淨（Elegance）而由傳統以來之文言，遂若超乎語言之外，則白話的文學不得不代文言的文學以興，無非是響應語言的改變。若語言不變化到這麼大，恐怕人們以愛簡淨（Elegance）和愛承受的富有之心，決不會舍了傳統所用既簡淨又豐富的工具。文學與語言之距離，既要越近越好，即是不如此要求，也免不了時時接近，偏偏語言變化得如此，對於遺物遂有不得不割愛之勢。若不是語言有這麼大的變化，恐怕現在的白話文學也不過是唐宋人詞的樣子，詞單而質素豐富的話，讀出來能懂，又為什麼不用他呢？說所謂官話的人，感覺國語文的要求最大，因為官話和中世紀話太遠了，粵語之變並不如此遠，或者說粵語的人感覺這種需要也不如北方人之甚。“若是大家可以拿著《廣韻》的音說話，文言即是白話，用不著更有國語的文學”。（趙元任先生談）
假如文學起了變化，會不會影響到語言，文學變影響語言隻是一種“文化的影響”，這個影響是較淺的。文學憑藉語言，不是語言憑藉文學，所以語言大變，文學免不了大變，文學大變，語言不必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