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說的，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字的關係甚少，雖有不過是間接的，而和中國語言竟可說是一事。雖有時覺得文自文而言自言，但這究竟是朦在上層的現象。文學的生命即是語言的生命，若文學脫離語言而求生命，所得盡多是一個生存而已。我們既推到這一層，則語言中有幾種要分別的事件，為作文學定義之前提，應先敘說一下：一、方言；二、階級語；三、標準語；四、文言；五、古文。
語言永遠在變動之中，兒女學父母到底學不全像，而口和喉又有甚多個細密而極複雜連貫著的筋肉，可以助成一套一套層出不窮的“物質習慣”。又因環境的不同，及人類處理環境之手段有進步，各族的語言都有趨於表麵簡易，內涵充豐之形勢，而這形勢所由表示者卻不同路，所以百年之內，千裏之間，一個語言可以流成好些方語。語言永遠是分化的，隻靠交通、政治、教育來抵抗這個自然趨勢罷了。語言自己先不能成刻板樣的，再加上古往今來，各民族離而合，合而離。親屬隔遠了，弄到彼此不了解，至於兩個民族的接觸或混合尤其容易使語言作深遠的改變。若不有這幾層事實，世上那有若許多語言？在一族中，今之所謂不同之語，在本來也僅是方言之差別而已。方言之別與語言之別本沒有嚴整的界限，我們現在解釋方言如此：一種語言循地理的分配表示差別者，而這樣差別使人感覺到語言或名詞係統上頗不相同，各為一體，然並非獨立太甚者，則這些不同的一體皆是方言。這不是一個新觀念，揚子雲之所謂方言大略亦隻如此。語言之變不僅因地，亦且因人，從人類有政治的曆史以來，直到現在，把蘇俄算在內，永遠是階級的社會，雖然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古今中外頗不是一個公式，不過永遠有在上層者，有在下層者。現在尋常指摘人的話沒道理，便說：那是“下等人的話”，其意若曰，上等人的話自另一樣。又如“鄉下人的話”、“買賣話”、“洋涇浜話”、“流氓話”，乃至那個又像鄭重又覺好笑的“官話”一個名詞，都顯然表示語言因人之階級而不同，我們自己說的話斷然和我們不同職業的鄰人不同。譬如，我們和一個人談上一刻鍾，差不多要知道他的職業之類別了，這都是顯然指示語言因階級而生差別的。有個西洋人說，男人的話和女人的話家家不同，這固是象征主義的說法，然男子的話樸直些，女子的話感情的成分多些，是頗顯明的（看Jespersen所著Language）。又就文學史的史實說，何以詞的話和詩的話不同？挪詩中話做詞，或挪詞中話做詩，何以均不算合規則？歐陽永叔、蘇子瞻等在詩裏和在詞裏何以不說一種話？這正因為詩裏的話，是詩人奉之於先，持之於己的話，詞在原始是當年歌妓的話。歐陽永叔、蘇東坡做起詩來，是自己，做起詞來，每每免不了學歌妓的話，或者是對歌妓說的話。語言既因人之階級而不同，則不同階級的人聚在一塊兒說話。何以折衷呢？於是自然有一種標準語的要求。這種標準語也許即是一種純粹的方言，並是一個階級中話，如所謂“京話”，即是北京的方言，又差不多是北京的中上流社會所說者。也許並不是純粹的方言，又不是一個特殊階級的話，而是一種就某某方言混合起來，就某某階級打通起來的話，如德國現在所謂“受過教育的德意誌話”，既非維也納，又非柏林，更不能是撒克森、西南方等，隻是以文學與教育的力量，造成的一種標準語：舞台的話，教書匠的話，朝廷的話，拿來以為憑藉而生者。雖然，這種標準語也自高地德意誌方言出，當年且“不下庶人”，不過現在已經看不出他的方言性，並且不甚看得出他的階級性了。製造標準語之原動力，第一是政治，朝廷的話永易成為標準話。不過若一個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異族，而統治者之族文化低，人數又少，則統治者難免以被征服者之話為朝廷話，所以中國的“官話”，雖是滿清皇帝也用這話，究竟是明朝北方的漢話，不是滿洲話，隻有太平洪天王才以“啟示”知道滿州人造了“官話”（見他的詔書）。或者一個朝廷太不和人民接近，則造朝廷的話也不能成為標準話，清後葉赫那拉氏和李蓮英的話何嚐有影響在宮外呢？但是，雖有上幾項之限製，統治者階級的話，總是易成標準話之根據的，所以今之普通話，在當年叫做官話。第二是宗教，如羅馬教於臘丁語，喇嘛教於吐蕃語，竟把他們的標準語加到異族身上。第三是教育，教育匠的話容易成為標準話者，正因為這。例如中國各地的語音，均有話音和讀音的不同，在西南各方言中，話音甚和官話不同者，讀音每每較近。正因為話音是在一個方言中之直接傳受，讀音乃是受多數教書匠出產地的方音之影響的[如我家鄉（山東西部）讀無字，如WU，讀未字如wei在說話裏如mu，未如mie，猶未隨明、微二母之分，於古尚為接近。在比較純正的“官話”區域中尚如此，其他可知]。近年來南洋的中國學校兒童能說普通話，正是此層的例證。第四是文章，漂亮的社會中所說的話，時髦的人們所說的話，容易引起人的摹仿，尤其在年少的人中，所以戲劇的話，在法、德、英等國均有重大的影響，吳語中上海、蘇州兩個方言所有之名詞，也能四布，從清朝末年，吳語即有勢力了。標準語之創造者，不僅是社會的力量，也每每是個體文人之功績。人們通常知道摩李耶對近代法國語言如何重大貢獻，十八世紀晚年幾個德國大作者如何形成次一世紀的德國話，斯盆沙、莎士比亞等如何完成藝術的英國語。大詩人、大劇家、大著作者，不把語言化的不成了語言，而把語言化的既富且美，既有細度，又有大力，當時人和後人免不了把這些華表作為典型。於是個人的話，成為標準話了。
標準話還純然是口中流露的話.再進一層，成為一種加了些人工的話（即是已經不是自然話），乃有所謂文言者。此處所謂文言即如德國人所謂Kunstsprache, Kunstprosa（然此處所論自當不以無韻文為限）即是文飾之言，亦即和《易翼》中所謂“文言”一個名詞的意思差不多，並非古文，這是要預先聲明的。一個民族有了兩三百年的文學發生，總有文言發生，一麵是文飾之言，一麵又是著作之文，如譚摩斯登諾斯之希臘語演說，而塞路之臘丁語演說，並不是雅典和羅馬的普通話，或標準語，而是他們造作的文言。這些都是拿來說的，所以文言還是言，然而不是純粹的言，自然的言，而是有組織的言了。又若羅馬大將軍愷撒東征凱旋入羅馬，告元老及眾人說Veni, Vedi, Veci“我往矣，我見之，我克之”三言既屬雙聲，又是疊韻，這和齊梁間有人嫌床小，說：“官家恨狹，更廣八分”，連用疊韻，有甚麼分別？自然流露的話不會這樣子的！大凡標準語之趨為文言，由於三項要求：一、音聲之和諧，所以散文裏有了韻文的規律，韻文裏更極端用聲調的布置。《詩經》的詞語本不是甚修整的，然日照丁以此發見其中很多細密雙聲疊韻及他樣音聲的和諧，詩歌本有這個自然要求的。又若沈修文對於詩要求的四聲八病，並非古文的要求，乃是文言的要求。二、形式之整齊。字的數目要多少相當，不能長短差別太支離了，又不能完全一般長以成單調，而又要有些對仗，以為層層疊疊的作用，若有音樂然。三、詞句之有選擇。文言不是肯把一切話語都拿來用的，而要選擇著以合於作者自己的“雅正”。這當選擇不必是用成語，雖然在中國因為誦書為文之故，有這個要求，而在歐洲之文言中，每每恰和這個要求相反，把成語和俚語一體洗刷的。第四、文辭的鋪張和文飾。在自然語言中所不能下的這些工夫，在這裏邊因為藝術化之重，可得發展，使人們覺得文自是文，話自是話者正因為這層。這個文和話分別的感覺，在西洋近代各大國都有的，他們和中國所差者，隻緣中國文中的鋪張和文飾是承漢賦駢文的統緒，範圍甚狹，而又把這個狹的範圍做到極度罷了。統括以上所說的四層，我們可以說：由標準語進為文言，淺的地方隻是整齊化，較深的地方便有同於詩歌化者，詩歌正是從一般話語中最早出來最先成就的一種藝術，一種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