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和文字 把語言和文字混做一件事，在近代歐洲是不會有的，而在中國則曆來混得很利害。例如，中國和朝鮮和安南和日本是同文，不是同語，英德以及各臘丁民族是同文，即是同用臘丁文書，不是同語。西洋有國語而無國文，文書都是在一個時期向文化較久的別個民族借來的，而中國卻有一個自己國人為自己語言用的文書，雖說這種文書後來也為外國人用了，如朝鮮、安南、日本，不過這些外國人是把漢語漢化一齊搬去的，所以他們實在是以文化的原故借漢語，隻是讀音有些變遷，到很後才有把漢字表他們語言的，如日本文中的訓讀。漢字既專為漢語用，而漢語也向來不用第二種工具來表他，隻到近代耶穌教士才以羅馬字母作拚音字，以翻譯舊新約書，中國人自己也有了各種的注音字母，所以漢字漢語大體上是“一對一”的關係，曆史上的事實如此。其實漢字和漢語並沒有什麼生理上的關係，我們固然可以漢字寫英語（假如為英語中每一音設一對當之漢字），也可以臘丁乃至俄羅斯字母寫漢語，這裏隻有一個方便不方便的較量，沒有不可能性。古來人尚知文語兩件事的分別，譬如說，“老子著作五千言”，這是和五千文不同的，五千言是指讀起來有五千個音，五千文是指寫下來有五千個字。這個分別漢後才忽略，正因漢後古文的趨向益盛，以寫在書上的古人語代流露口中的今人語，於是這層分別漸漸模糊，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
把文字語言混為一談，實在是一個大誤謬。例如所謂“文字學”分為形體、聲音、訓詁三類，這三類中隻有形體是文字學，其餘都是語言學。又如隻有《說文解字》是字書，後來的如《幹祿字書》等乃是純粹字書。《廣韻》、《釋名》、《玉篇》等等在大體上說都是語書，而後人都當作字典看。我們現在所習的外國語是英語、法語、德語等，並不是英文、法文、德文等，而誤稱做“文”。這一層誤謬引起甚多的不便，語言學的觀念不和文字學分清楚，語言學永遠不能進步；且語、文兩事合為一談，很足以阻止純語的文學之發展，這層發展是中國將來文學之生命上極重要的。
先談中國的語言。世界上的語言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若幹語言合起來成一語族，另有若幹語言合起來成另一語族等等。現在的世界上有多少語族，我們不能說，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語言是沒有詳細研究過的。也許後來找出完全孤立的語言來，但這樣情形我們隻可去想，他的親屬滅亡，仿佛世界上有若幹甚孤立的物種樣的。能認識語言的親屬關係，是一件很近代的知識，古來沒有的。譬如漢語和西藏語的關係之切，有些地方很可驚人的，但自唐太宗時代中國和吐蕃文化上大交通，沒有人提到這一層。又如希臘、羅馬語言之關係密切，現在更不消詳說，而羅馬文法家天天在轉譯希臘語學，卻不認識他們是兄弟。又如羅馬使者塔西吐斯到了日耳曼境，不特不認識他這一個兄弟語，反而以為這些北歐蠻族的話不像人聲。近來所謂“比較言語學”者，就是這一個認識語言親屬之學問，到了十八九世紀之交，因梵語學之入歐洲才引生。德意誌、丹麥兩地的幾個學者，經數十年的努力，又因印度、希臘、臘丁三種語學以前各有很好的成績，可以借資，而歐洲又很富於各種方言的，於是所謂“印度日耳曼語學”（或曰印度歐洲因東起印度西括歐洲）成為一種很光榮的學問。到現在歐洲各國的大學多有這一科的講座，各國大家輩出，而這一族的語言中之親屬關係緊，大致明白了。比較言語學在性質上本像動物或植物分類學，以音素及語法之係統的變遷，認識在一族中，不同的語言之聯絡。印度日耳曼語族以外，尚有賽米提係比較語言學也還發達（包括古埃及、亞西裏亞、希伯來、敘利亞，以及中世以來阿拉伯各方言，厄提歐波各方言等等），芬蘭、匈牙利係語學也有成績。此外之作比較言語學者，雖在黑人的話也有些動手的，不過現在都在很初步的狀態，遠不如上述幾族的比較語言學之發達。中國語所屬的一族，現在通常叫做印度支那族，因為西至印度之中心，東括中國全境之大部。在這一帶中的語言差不多全屬這一族。這一族裏比較有跡可尋的，有兩大支，一西藏緬甸支，這一支中保存印度支那係之古語性質稍多；二中國暹羅支，中國語的各方言和泰語（暹羅語所自出）的各方言，成這一枝的兩葉。這是以語法音素名詞等為標準去分類的；這樣分法已經是成立事實。但其中若幹事件，現在的知識正在茫無頭緒中，且有好幾支的語言，如孟大（在印度中東部）、孟、克摩（克摩在交趾西、柬埔寨北及暹羅南境。孟散在緬甸境中）、安南（合以上通稱東亞洲濱支）雖知道是和這一族有些關係，或在內，或在外，但目前的知識還太稀薄，不夠下穩固斷語的。這印度支那語係之特質，即以漢語為例而論，第一是單音：這層情形，在各語各方言中也頗不同。中國東南各方及語音尚富，故單音詞尚多，至於北方的“官話”，語音的原素甚少了，古來不同音現在變為同音的字很多，因而有用雙音詞之要求。這個“單音”的性質，未必是印度支那語係的原始性質，藏緬語支中尚保存些詞前節（Prefix），有人說，這些詞前節在七世紀以來雖已隻剩了聲，沒有了韻，而不成一獨立音，但古來是成獨立音的，至於各種泰語中有些甚複雜的不獨立音的詞前節，隻有漢語才把詞前節從甚早的時代落得幹淨。第二是：無語尾變化，而以“虛字”代印歐語中流變作用（Inflexion）。但西藏語之動詞有類似流變者。漢語在春秋戰國時，代名詞亦偶有“吾我”、“爾汝”之別（“吾”、“爾”主位，“我”、“汝”受位，《論語》、《莊子》各書中例甚多，此係胡適之先生及珂羅倔倫先生不謀而合之發見），西藏語之語尾追加詞亦有很不像是虛字追加者。第三是韻色：韻色在齊梁時始有四聲之標明，現在中國北部有四，中部有五，廣東有九（或雲尚多，此須細研究後方可論定者），西藏語在始著文字時尚沒有這個，而現在的方言中有，但用以別古來本不同音，而現在變做同音之詞，大約這個性質之發展，正是因為音素趨少而生的。就以上三事看去，我們已經可以約略看出漢語是在這一族中進步最劇烈的，固有的若幹文法質素現在尚可在西藏等語中找到者，在漢語均早消滅了痕跡。現在的漢語幾乎全以虛字及“語序”為文法作用，恰若近代英語在印歐語中一樣，改變的幾不是印歐語舊麵目了。中國語言的位置大致這樣。
中國文字完全另是一回事。古來研究中國文字學者，常常好談造字之本，這是非常越分的舉動。文字的發明和其進化成一個複雜而適用的係統，是世界文化史上頂大的事件之一，雖以印加斯（南美文化最高之國，美洲發現後滅亡）文化之高，有很多地方和舊大陸相埒，竟沒有文字。離他不遠在中美洲的墨西哥故國雖有文字，而甚樸質。至於舊大陸上文字之起源，目下的知識全在暗中，我們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埃及古文、美索不達米亞古文（蘇末古文），雖然現在人以自己的觀點看去是些樸質的文字，其實這些古文已經是進化上許多世代之產物了。西方文字的起源雖無材料可考（此指埃及美索二地論，如希臘多島海及西班牙各地遺留原始文字，應另論），然我們知道曆史上及現在世界上的一切字母，除甚少例外如日本等，皆出於一源，白賽米提族出來的一源。雖現在各係字母如此不同，然學者業經證明印度各字母以及從他分出的西藏南亞洲各字母皆出自南賽米提，畏兀兒、蒙古、滿洲皆是敘利亞文教東來帶來的，而希臘、伊大利各字母之出於腓尼基等人民之殖民，更不消說。獨自憑空創造文字，發明字母，曆史上竟無成例，可見文字創造之艱難。至於中國文字是否也在這個世界的係統中，或者是一個獨立的創作，我們現在全沒有材料證實證虛。如保爾（O.S.Ball）之論，以文字及語音證漢字與蘇末在遠古的關係，其中雖有幾個頗可使人驚異的例，不過此君的亞敘裏亞學未必屬第一流，而又不識中國古音，且用了些可笑的所謂中國古文，故弄得此書上不了台場。但這層關係並不能斷其必然，且近年安得生君在北方發見新石器時代物中，許多式和西方亞細亞近中出現者絕同，是史前時代中國與西方亞細亞有一層文化接觸的關係，或民族移動的事實，非常的可能，因此而有一種文字係統流入，遷就了當地語言，成一種自己的文字，也不是不許有的，不過這層懸想隻是懸想，目下還沒有供我們入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中國文字最早看到的是殷朝的甲骨刻文，近年在安陽縣出土者，這裏邊的係統已是很進步的了，所謂“物象之本”之文，及“孳乳浸多”之字，都有了。果真這係統不是借自他地，而是自己創的，這真要經過數百年乃至千餘年了。從這麼進步的一個係統中求文字之始，和從秦文中求文字之始，差不多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為殷文、秦文中之距離還要比殷文和文字原始之距離近得多著呢。
中國文字本有進步成一種字母之可能，蓋形聲假借都是可由以引出字母之原動力（即以歐洲字母第一個論，A 形則牛頭，讀則阿勒弗，賽米提語“牛”之義。這個象形的字後來為人借來標一切的“阿”音，以下字母均仿此。又如楔形文字用以記亞敘裏亞波斯古語者，每每一麵記聲，一麵附以類標，頗似中國之形聲）。或者當時沒有這層需要，又因這個非字母的文字發達到甚完備的地步，且適宜於籠罩各方的讀音，所以雖然梵文入了中國便有反切，卻不生字母（三十六字母實非字母，乃聲類而已）。這個非標音的文字（隻就大體言其非標音）最初自然也是用來記言，但以非標音之故，可以隻記言辭之整簡而不記音素之曲者。更因這個原故，容易把一句話中的詞隻揀出幾個重要的來記下，而略去其他，形成一種“電報語法”。又或者古來文書之耗費甚大，骨既不見得是一件很賤的東西，刻骨的鏃石或銅刀尤不能是一件甚賤的器具。不記語音之一件特質，加上些物質的限製，可以使得文書之作用但等於符信，而不等於記言。中國最早文書之可見者，是殷代甲骨文，文法甚簡。我們斷不能從這裏做結論，以為當時的語言不複雜，因為甚多的文法助詞及文法變化可因這種記載法省略了去。又假如殷商之際是一個民族的變化，殷周非同一的民族。不說一種的語言，周人固可把殷人的文字拿來寫自己的話，隻要向殷人借用了若幹文化名詞，如日本語中之音讀字，便可把這層文同語異的痕跡在千年後研究書缺簡脫者之心中泯滅了。這個可能的設定，固是研究中國最早語言的一大難題，且這樣文字的記言，大可影響到後來著述文中之公式及文法。譬如《春秋》一書，那樣的記事法，隻是把一件事標出了一個目；又如《論語》一書，那樣的記言法，隻是把一片議論標出了一個斷語，豈是古人於事的觀念但如《春秋》之無節無緒，古人於言的觀念但如《論語》之無頭無尾，實在因為當時文書之用很受物質的限製，於言於事但標其目，以備遺忘，其中端委，仍然憑托口傳以行。所以事跡經久遠之後，完全泯滅，而有公羊之各種推測：話言經流傳之後，不能了解，而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直接解釋，成了“非君子之言”，須待有若為之說明原委（此節出《檀弓》，然與《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應有關係）。這正因《春秋》之著於竹帛，作用等於殷人之刻事於骨片之上，《論語》之記錄方法，等於子張之書所聞於紳，紳上是寫不出長篇大論的。若我們因為看到《論語》甚簡，以為當時話言便如此簡，是錯誤的：第一，語言本不能如此簡，簡到無頭無尾，不知所指。第二，孟子生去孔子時不及二百年，孟子的話已經有那樣的魚龍曼衍，二百年中，並無民族的變化，語言決不會有這樣大的劇烈變化。所以戰國的文書之繁，當是由於文書工具必有新開展，竹帛刀漆之用比以前賤得多，所以可以把話語充分的寫下。若春秋時，除去王公典誥之外，是不能享受這種利益的。最初的文書因受物質的限製而從簡，這種文書為後人誦習之故，使得後人的文言中竟模仿這一種的簡法，於是早年物質的限製，及非標音之性質，竟成了影響後人文法的大力量。試看《尚書》中比較可信的幾篇，語法甚複雜，戰國時專記語言的子家，語言也很漫長（如《莊子》中數篇及《孟子》等），隻有從荀卿子起，才以誦習詩書經傳成文章，漢儒更甚，荀卿漢儒的文章在語法上是單簡的多了。這豈不是古來因受各種限製而成的文書上之簡詞，影響到後人，變為製作的模範呢？雖直接所影響的本來不過是文言，然文言散人一般語言內之一種趨勢，隨時都有，於是這個影響以這樣的間接作用而更散入一般語言中，成為一種使語成簡之力量。漢字雖和漢語是兩事，然漢字之作用影響到漢語，有如這樣子的（如《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一詞是動詞，下一詞是名詞。又如《荀子》“信信信也”，第一字是動詞，第二字是名詞，第三字是形容詞而為“指言”（Predicate）之用，如果當時人說話便把這三個字讀成一樣，恐怕沒有人懂。然書寫上既無分別，後來至少在文言中見其合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