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有一句俗語，“事前不開腔，事後諸葛亮”，專門用來諷刺那些事前無意見，事後才高談闊論的自作聰明的人。殊不知，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事後諸葛亮”傾向，而且，這種態度傾向還很不容易被消除。
6.1 人人都是“事後諸葛亮”
“事後諸葛亮”，在心理學上則被稱為“事後聰明式偏差”。它是指這樣一種傾向，即忽略已知結果的影響，而將已經發生的事情視為相對不可避免和顯而易見的事情。
最早對這一效應進行研究的是心理學家巴魯克·菲施霍夫和魯思·貝思。
1972年，尼克鬆對中國和前蘇聯的訪問。在訪問前夕，菲施霍夫和貝思采訪了幾組以色列學生，要求他們對尼克鬆訪問中國和前蘇聯的15種不同結果的概率做出估計，例如，尼克鬆總統是否至少會與毛澤東主席會晤一次，美國是否會在北京建立大使館，美國是否會與前蘇聯建立太空聯合發展計劃，等等。
之後，在尼克鬆訪問開始後的2～26周內，研究人員再次采訪了這些學生，並讓他們重新回憶他們以前所做過的預測，並告訴他們：“這份問卷與之前你所做過的問卷一模一樣，希望你能根據上次的預測結果來進行回答；如果記不住上次的預測結果，那麼就假設現在正處於尼克鬆總統訪華之前，你將要對各種可能的結果做出概率估計。”不僅如此，研究人員還在他們再次提交了問卷之後，詢問了他們對訪問結果的了解程度。
結果發現，就他們所知道的已經實現的結果而言，75%的學生回憶出來的預測概率比他們之前的預測概率要高；而對於那些他們認為沒有實現的結果，大部分學生回憶出來的預測概率也遠遠低於之前的預測。也就是說，他們的預測在正確答案出現之後變得更加準確了。
據此，菲施霍夫和貝思認為，在已知事情的結果之後，人們對事物的態度將存在明顯的事後聰明式偏差。
6.2 我們沒有預測未來的能力
由於事後聰明式偏差的存在，在事情發生之後，我們總是相信，早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們就對結果一清二楚了。然而，研究表明，對於不確定的事件，我們並不善於在看到結果之前預見到事情的發生方式。
1987年10月19日，美國剛剛出現過一次恐怖的“黑色星期一”之後，心理學家希勒就針對一些投資個人和投資機構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
在這個調查中，他問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當天就知道大盤會在什麼時候反彈嗎？”在沒有參與交易的投資者中，有29.2%的個人和28%機構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參加交易的個人和機構中也有近一半人表示自己知道何時反彈。
他們的回答可不可信，看看“星期一”當天出現的極度恐慌的事實就知道了。在那個時候，大盤能在其後迅速反彈，大多數人都覺得那是一個奇跡。但是，這些投資者卻在事情發生後明確表示，自己是知道大盤會在什麼時候反彈的。
於是，希勒向這些投資者提出了第二個問題：“你是如何知道大盤會在那個時候發生反彈的？”大多數投資者，不管是個人還是被試，給出的答案無外乎“直覺”、“內心想法”、“曆史證據和常識”、“股市心理學”等，他們都沒有提到具體的事實或明確的理論，連美聯儲的可能幹預都沒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