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喜歡質疑的外在表現，就是懷疑和挑戰權威，不管是老師還是父母，不管是大領導還是頂頭上司，不管是各類專家還是資深人士，他們都不會輕易相信，不會輕易服從，如果這些人講得有道理，80後就會欣然接受，如果講得沒有道理，大家不會接受，不管你自己認為自己多麼權威，多麼專業，都要以理服人。
其實，真理都是越辯越明，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不管一個人多麼有地位，多麼有權威，都應當講道理，而不是以權勢壓人。記得當年我們參加管理培訓時，老師一再強調作為一名管理者和領導者，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善用手中的權力，學會用影響力（Influence Power）去改變他人的行為，而不是利用職位賦予的權力（Position Power）去逼迫部下服從。可以說，好的企業其內部結構和人員構成是健康的，現代企業需要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使企業做出客觀、科學的決策。這就要求企業內部有製約機製，除了拍板做決策的企業家，還需要另外四類人，有人提出質疑，有人冷靜分析，有人積極推動，有人迅速執行。如果企業裏缺少了反對者，就會變成“一言堂”，就很容易獨裁，很容易犯錯誤。
麵對理性的員工，任何企業在製訂政策和製度時都要征詢大家的意見。當年我在中國惠普工作時，每年都有一次“管理者大會”，公司將來年要發布的政策和製度討論稿向全體管理者彙報，征求大家的意見，如果反對的人多就先調整，再發布，以確保各級管理者心服口服，發自內心地支持這些政策和製度。在中國，為什麼很多地方都經常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因為製訂政策的人高高在上，認為自己有權力說了算，從不征求執行者和當事人的意見，缺乏民主意識，而執行者和當事人因為沒有參與政策和製度的製訂，要麼被動接受，要麼陽奉陰違，要麼消極對待。所以，當一個企業的政策和製度得不到員工支持時，一定要從源頭上找原因，看看政策是否反映了民意，是否受到大多數人歡迎，而不是老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本人也是一個喜歡質疑的人，從來不畏懼權威，如果上級領導說得不對，我就是不執行。記得我21歲大學畢業後就留在大學裏當老師，有一次係裏組織全體老師去拔草，我就是不拔，因為我認為草長在地上好好的，幹嗎要拔掉，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僅不拔草，還在那裏說風涼話：草長在地上好好的，幹嗎要拔掉？也許80後無法理解，那個時代可跟現在不一樣，上級領導認為草不是什麼好東西，不像現在大家要花錢種草，所以那時候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草拔掉，露出黃土來才行，現在想來是多麼愚昧的做法，可是那個時代的人大多數都是唯命是從，不願意質疑，不願意挑戰領導，隻要按照上級的要求去做就行了。像我這樣質疑領導，質疑這樣做是否合理的人少之又少，不過我相信正是這種喜歡質疑的態度成就了我的今天。因為凡事我都喜歡從不同的渠道獲取信息，驗證信息，不輕易相信任何一方的一麵之詞，所以在大學當老師期間，我喜歡去圖書館借一些外國人寫的書，比如美國人寫的《朝鮮戰爭》，這樣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知道美國人是怎樣評價朝鮮戰爭的，看過敵我雙方寫的東西之後，就會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很多人都說，現在的80後什麼都不信，隻信金錢，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僅80後什麼都不信，70後和60後同樣不信，隻不過80後說出來了，表現出來了，而70後和60後比較乖巧，不明說就是了。其實，“拜金主義”並不是什麼壞事，發達國家也是這麼過來的，人窮則誌短，在大多數人沒有達到中產生活水平之前，妄談文明是沒有用的，物質決定意識。一旦大家能正視這個問題，認清現實，就很容易設計出合理的政策與製度，讓大家在合理合法追逐金錢的同時為社會作貢獻。一旦明確了每一個人都是信金錢，問題反而簡單了，一個人隻要給企業創造了價值就可以得到回報，隻要給社會創造了價值，同樣也能得到回報。隻要你做了傷害企業的事就要受到處罰，隻要你做了傷害社會的事同樣也要受到懲罰，這樣才是真正的“揚正氣，樹新風”，才是可以操作的理念。
我們整天談5000年的古老文明，可是人們就是不知道什麼叫文明禮貌，因為不管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老師們整天談大道理，喜歡唱高調，講大話，可是卻從來不教大家文明禮貌的具體舉止，更沒有可操作的行為規範，所以口號滿天飛，標語到處是。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在各種滾梯上，有兩條道，按理說是停在那裏的人站在一邊，讓走著的人從另外一條道過去，可是中國人大多喜歡並肩而站，把兩條道都堵上；比如在很多出口，人們喜歡堵在那裏聊天等人，讓後麵的人過不去；比如在公開場合，人們喜歡大聲說話，不管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隻要是大聲嚷嚷，大聲講電話的人一定是中國人；比如在所有的電梯裏都寫著禁止吸煙，可是我們經常看到人們在電梯裏吸煙，比如遇到堵車就有人走應急車道，有人逆行，我們經常會遇到四個方向的車把十字路口堵死。類似的例子成千上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