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就目前的新醫改而言，你認為我們的醫院能發揮多大的主觀能動性？
廖新波：醫院的主觀能動性如何發揮，關鍵是政府怎麼補償，政府給的政策是怎樣的。如果政府補償不足、依然要靠醫院的自我運作來維持醫院的生存和發展的話，醫院的趨利行為不能改變，不能緩解。現在公立醫院的院長們向我說，他們希望新醫改要注重他們的積極性。
《新民周刊》：這次新方案也提出“落實公立醫院獨立法人地位”，對此，你怎麼理解？我們知道，目前醫院院長都是由衛生管理部門任命，今後會有變化嗎？有沒有可能由醫院理事會來任命院長？
廖新波：難以實施。因為黨管幹部這是大方針，好比醫院的院長、副院長是由組織部來管的。如果由醫院理事會決定醫院院長人選以及醫院的發展方針、計劃，實行“管辦分開”，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是真正的行業內管理的做法。但院長任命不報告衛生廳、組織部行嗎？衛生部就認為，這裏有很現實的問題，衛生部不管醫療、不管醫院，那誰來管？如果公立醫院實行法人治理，市場的成分很多，這就是公司化管理，那有什麼理由是政府出錢，而政府卻不管公立醫院，讓它自己來說話？還有，如果采用年薪製，那麼誰給這個年薪？是通過市場，還是通過政府撥款來調節？沒人說得清楚。
所以，我覺得，雖然表麵上提倡公益性，是強調政府主導，但事實上，市場調節占的分量很重，你認真去讀新方案，就會越來越感覺得到。目前還沒有見到實際性的措施去行使政府的職責，如果政府在投入問題上不明確，可能會重走老路。
《新民周刊》：到目前為止，你認為公立醫院應該用市場的腿走路，抑或怎樣？
廖新波：我個人認為什麼體製都可以，關鍵政府是買服務還是提供服務的問題。中間道路也有，但如果我們走中間道路，付出的成本也許會很高。
《新民周刊》：現在看個感冒往往就要花幾百元，老百姓集中聚焦的“看病貴”問題，你怎麼看？如何能夠做到讓醫生不管藥價？
廖新波：為什麼看個感冒這麼貴？那可能要問政府了吧，政府的基本醫療保障能保什麼？醫生的趨利行為又到了什麼程度？
看感冒，要看病人有沒有並發症，再看病人的需求。如果叫我看感冒，隻有頭痛、沒有並發症的話，你吃片阿司匹林、喝水、睡覺，就OK了，這就是我的一個行醫觀。如果說醫生所在的科室要求創收，醫生這時必須要為科室著想，而不是為他個人著想了，他會讓病人開點藥或做個檢查，這就是趨利行為。
趨利決定醫生的行為，利益決定醫院的行為。假如醫院不需要顧及醫院發展資金，也不需要有醫院的一些規章規定醫生應該完成多少任務，醫生業績的衡量也不跟醫生的“開單”聯係在一起，那麼醫生就會以看好病為原則了。
我們要讓醫生具備獨立的空間，首先就要切斷利益鏈，這包括“開單”、提成的利益鏈以及醫藥的利益鏈。當然這個鏈怎麼去切，確實很考究。國外也有“開單”、提成的問題，比如，德國就是通過兩方麵去做：一是內部監督，業內評估；二是增加自費的額度，因為德國過去看病是全免的，現在看病也得付10歐元。此外還有一個最高限額，通過不隻針對醫生、也針對病人的多方限製去操作，而非單方限製去操作。諸如，我們怎麼製止病人無理要求開藥的情況？我們現在同樣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醫生樂意也願意以病人為中心、滿足病人的要求，本來醫生開10元的藥就夠了，但病人要求幫他開滿100元的藥，哪怕維生素也要開，這是不是推動了藥費的上漲呢？
如果我們有製度來限製，比如，一是醫保監督，二是我們業內的監督，通過抽取樣本來抽查、處罰，一旦發現這些情況，就會有不良記錄，可能這就會有製止這種行為的作用了。
《新民周刊》：你在“中大—牛津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高級研修班”時所做的論文《政府在醫療體製改革中的責任及職能定位》提及，在美國，醫療費用大概占GDP的16%至17%，其中花費最大的是醫生的工資。你認為目前的新醫改中，醫生的位置和聲音得到了體現嗎？
廖新波：所以我說，三年的醫改難以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也隻是稍微有所改變。不要以為我是很灰心，實際上我是看透整個過程，我是務實的。
怎麼才能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給病人呢？要認識到這點的不是醫院，而是政府。因為進醫院的成本很高，藥品、醫療器械、導管之類的衛生材料、設備價格是很高的。我們現在是按件、按服務計價，人員工資方麵僅占醫院收入的20%，跟香港相比剛好是倒掛。香港是按人工來計價，80%是用於人工提供的服務。比如，我們一些外科醫生做一台外科手術，花了十幾個小時，把人工折算到時薪，就是5元到10元了，跟鍾點工差不多了，誰願意去做？
所以，我們要讓醫藥分開，要讓醫院、醫生與利益脫離，真正從醫生的報酬裏麵體現醫生的勞動價值。
《新民周刊》：對於新醫改方案中提及的“研究探索醫師多點執業”，你如何理解？這讓人想起頻繁的醫生“走穴 ”。
廖新波：醫生“走穴”絕對不好，我認為弊大於利。你想想，醫生好像一個演員去“走穴”，禮拜一、三、五在A城演出，二、四、六在B城演出，疲於奔命。如果你是一個部門的領導，你願意你的部下三心二意工作嗎？以我作為廳長的身份，我願意醫生多下去，指導下麵工作，這樣可以培養下麵的醫療力量；但是為醫院來講，他們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員工經常在外麵跑。
但我認為，所謂醫生多點執業，也是一個“偽命題”。就算給你100個點，難道100天之內，你每天到一個點去執業嗎？
《新民周刊》：我們的新醫改方案一直強調，推進“安全、有效、方便、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在你看來，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與優質、安全的服務，可以兩全嗎？想要兼顧二者，是否依然是新醫改方案的一個美夢？
廖新波：新醫改中所列的廉價的醫療衛生服務與優質、安全的服務兩全，一定是矛盾的。我認為，廉價的醫療服務與優質、安全的醫療服務難以兩全，我們一定要讓社會都知道：廉價的醫療，沒有安全的保障。
比如，護士重不重要？我們常說三分治療、七分護理，據衛生部現有標準，我國三級醫院臨床一線病房的床護比是1∶0.4(即100個床位需配備40名護士)，但在物價收費裏，護士的收費是很少的，因此醫院不樂意請護士，所以就導致了很多醫院的床護比達不到衛生部的要求，有些醫院的床護比甚至是1∶0.1、1∶0.2，等等。病人在醫院做完手術，不該動的骨折的腿動了，造成了醫療事故；病人本來一天應該翻身幾次，但沒有達到要求，褥瘡就產生了；還有洗頭、吸痰等項目，雖然有費用，但非常之少，現在我們的護士洗個頭6元，你去問問，連在農村洗個頭都不止6元！病人來到醫院，沒有得到應有的護理，這就是醫院的過錯，但是醫院在沒有政府補償的情況下，不可能請那麼多護士，所以就造成了危機四伏。
這就是一個價格與質量的辯證關係，我們不能夠片麵地以低價要求醫院提供優質服務。為什麼要提出用低廉的價格，而不用一個合理的價格呢？這又涉及醫療成本問題，如果我們計較一次的成本，而沒有看到一個連續的過程，或者說沒有把這個病徹底地治好、治一半就放走了，這樣造成的成本是很高的，甚至會影響“雙向轉診”。
4月16日，我從北京回來參加醫院質量控製和評估體係建設的研討會，就是在醫院的質量控製方麵如何做好醫院的本職工作。在這個會議上，我也提出質量控製需要錢，人員的培訓、設備的購置等等，都需要錢。
但群眾的感情是很樸素的，他們不知道醫院的運作、政府的投資機製，他們會說：廖新波就是在為醫院說話。我很理解群眾的這種心情，因為看病確實貴，貴到該收費的沒有收到、不該收的收了，就是通過一些“大處方”來增加醫院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