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政府承擔了較大份額的高等教育成本，政府與高校之間可以看做是委托代理關係。而高校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在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監督的情況下，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偏離政府的教育目標。比如，高校通過擴招熱門專業來爭奪優質生源而導致專業重複建設，通過取消師資培訓來節約成本而降低了教育質量等。與純粹的經濟行為相比，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政府更多的參與。事實上，各國政府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政府應該在賦予高校更大辦學自主權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與管理，以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能力，促進大學生順利就業。
一、實行適度擴招政策
自從1999年實施高校擴招政策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很快，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15%，提前進入“大眾化”階段，最近兩年以每年2%的速度上升。與之相伴而生的是大學生就業困難問題，北京某高校大學生的就業狀況證明了這一點。雖然擴招不是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唯一原因，但它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
從就業和人力資本投資效率的角度，政府應實行適度擴招的政策。一方麵，適度的擴招給高校和大學生帶來一定的就業壓力。在精英教育時代，大學生是“天之驕子”，考上大學就等於端上了“鐵飯碗”，進入了“保險箱”，當時，他們的學習主要出於個人的自覺性。同樣，高校也沒有主動改革、提高辦學效率的壓力和動力。實行擴招政策，可以使大學生就業的競爭加強，迫使大學生掌握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客觀上有利於提高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價值。另外，大學生的就業狀況還會影響到學校聲譽，進而影響到學校的生源。對於一般普通高校來說，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這迫使高校進行改革，增加教育服務的數量，提高教育服務的質量。這對於高等教育事業本身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麵，過快的擴招政策又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不是一個概念。盡管我國高等教育總水平並不高，但過快的擴招速度也會造成大學生失業的現象。因為當現有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來不及對這種擴招做出充分的反應時，就無法一下子吸納那麼多的新增大學生。從經濟學的角度，高等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基本形式，不論是對於微觀主體——大學生，還是對於宏觀主體——國家，都要求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即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如果沒有獲得收益或者獲得的收益不足以彌補成本，則這種投資行為就是不合算的，也就是說，這種投資行為浪費了社會的經濟資源。在高等教育投資的成本—收益核算中，支付成本是當期的行為，而獲得收益是以後的事，這實際上存在一個時差。當大學生知道這種投資不合算時，他已經支付了投資成本。而且，當大學生就業困難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社會問題時，可能會產生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所以，政府應該控製擴招的規模與速度。實證分析表明，在其他東部沿海就業的預期是有利於實現就業目標的，但在中西部就業的預期並不利於就業目標的實現，這表明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似乎並不具備吸納大學生就業的條件。擴招政策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賴德勝教授提出的按城鄉來探討入學率高低的觀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從教育本身來說，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應按比例協調發展，金字塔式的教育係統模式才是合理的。而我國的現實是，一邊是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一邊是義務教育經費總量不足，尤其是實行“一費製”之後，很多農村中小學處於雪上加霜的境地。這是教育資源浪費和利用效率不高的充分體現。從長遠的角度，如果中小學教育得不到較好的發展，則高等教育的發展就成了無源之水。可以適當壓縮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或者減緩擴招速度，以換取基礎教育更好的發展。
二、改革財政撥款製度
財政撥款是高校教育經費的重要來源，也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目前，教育經費的撥付主要由在校學生數、生均成本、教職工人數、教職工平均工資、學校校舍與設備規模五個因素決定的。這樣，招生規模越大，高校得到的財政撥款越多，收取的學費也越多，因而，這種財政撥款製度存在著一種擴招的內在激勵機製。這可能會同時帶來盲目擴招和教育質量下降兩大後果。教育質量下降意味著大學生的就業能力下降，而盲目擴招則導致相對就業能力的下降，結果都不利於大學生就業。
大學生就業狀況直接反映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及其得到勞動力市場認可的程度，可以把就業因素納入財政撥款製度，就業狀況好的高校可以獲得較多的財政撥款，就業狀況差的高校隻能獲得較少的財政撥款。這樣，就給高校提供了一個提高教育質量的激勵機製。同時，就業狀況還反映了高等教育層次、學科專業等結構問題，將就業狀況作為財政撥款的一個影響因素，有利於教育結構的優化和人力資本投資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