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已經證明，高校的招生工作、培養模式和就業指導工作會影響大學生的就業能力，進而對就業結果產生影響。事實上，高校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吸取知識養料的平台，而這些養料能否被大學生所吸收並轉化人力資本存量，則取決於大學生本人的努力程度。本章將要論述大學生自身因素是如何影響就業能力的大小，進而對就業結果產生影響的。
《轉型時期教育擴展對勞動力市場影響研究》課題組於2005年6月專門對北京某高校畢業生展開了一次問卷調查（見附錄，第250頁）。共回收問卷1546份，有效問卷1533份，其中，本科生1414份，涉及25個專業，研究生119份，涉及14個專業。剔除出國和升學等情況，已經實現就業和尚未實現就業的本科生共1196人，研究生118人。第一節將對本科畢業生通過自身因素反映出來的就業能力與就業結果的相關性做出實證分析，研究生的情況將在第二節討論。
由於問卷選項涉及的多是非數值型變量，隻能通過邏輯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進行分析。Logistic回歸模型是將一個二分變量（又稱0-1變量）的一項取值的發生比率p作為模型的原始因變量，p的取值範圍為[0，1]；然後，對p做Logit變換得到一個新的對數變量ln[p/（1——p）]，再以這個對數變量作為因變量與模型中的自變量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即ln[p/（1——p）]=∑BiXi。這時，p與自變量Xi之間的關係為Logistic回歸模型：p=1/[1+exp（——∑BiXi）]。
一、綜合素質、就業能力與大學生就業
學習努力程度反映了大學生的學習狀態和學習過程，綜合素質是這種狀態和過程的最終結果，兩者是高度相關的。學習努力程度難以量化，就通過綜合素質的高低來反映大學生就業能力的大小。
綜合素質是一個綜合而抽象的概念，它需要通過具體的指標來體現。可以采用八個指標來反映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的高低，這些指標大多數都是非數值型的，即沒有數量大小的概念，隻有是與否、有與無的判斷，需要在技術層麵做出如下處理。
第一個指標是政治麵貌，將政治麵貌為中共黨員的賦值為1，其他情況賦值為0，這個指標反映了大學生的思想進步狀態，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畢業生比非黨員畢業生具有更強的就業能力。第二個指標是成績名次，將處於前10%的賦值為4，處於11%～30%的賦值為3，處於31%～70%的賦值為2，處於後30%的賦值為1，它反映了該生學習成績所處的相對位置，名次越靠前就業能力越大。第三個指標是英語水平，將通過國家四級或四級以上的（或專業四級）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第四個指標是計算機水平，通過國家二級或二級以上者（或高級程序員）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第三和第四兩個指標反映了大學生的基本素質與一般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通過的級別越高，意味著擁有更大的就業能力。第五個指標是其他證書，有一項或一項以上其他證書的情況賦值為1，沒有的賦值為0，這些證書包含著特定的專業技能和專有性人力資本，與某些用人單位具有較強的對接性，擁有這些證書則意味著擁有更大的就業能力。第六個指標是是否做過學生幹部工作，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它反映了大學生的溝通與組織協調能力，做過學生幹部的畢業生具有更大的就業能力。第七個指標是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是為1，否為0，它綜合地反映了大學生的學習成績，尤其是專業課成績，獲得者具有更大的就業能力。第八個指標是實習經曆，有一個月以上的實習經曆者賦值為1，否則為0，它反映了大學生的實踐鍛煉情況，並折射出該生的動手能力與創新精神，有實習經曆的畢業生比沒有實習經曆的畢業生具有更大的就業能力。
以就業去向，即是否就業作為因變量，將已經實現就業的賦值為1、未實現就業的賦值為0.這樣，該回歸模型是一個雙變量邏輯回歸模型類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回歸係數Bi對自變量與因變量關係的描述是非線性的，比較複雜。當Bi＞0時，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正向的，即自變量增大時，因變量也增大；當Bi＜0時，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反向的，即自變量增大時，因變量減小。根據Logistic曲線的特點，在多元回歸時，考慮到自變量所取的單位不同，要比較各個自變量的相對作用，應看自變量的標準化偏回歸係數Bi，其絕對值越大，該變量的影響就越大。
把上述指標的數據錄入SPSS進行邏輯回歸。根據各虛擬變量的偏回歸係數Bi，可以看出本科生綜合素質的各指標反映出來的就業能力對就業結果的影響。政治麵貌對於本科生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也是顯著的，即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本科生比非中共黨員本科生更容易實現就業。成績名次對於就業也有幫助，但並不顯著，這可能與學生高估自己的成績排名有關。英語國家四級對於大學生就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通過英語四級的學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計算機對就業的影響也是正麵的，但其影響力度低於英語四級。即通過英語國家四級比通過計算機國家二級更具就業競爭力。相對而言，是否當過學生幹部對於就業的影響更大，其B值最高，為0.65，其影響也是顯著的。獎學金的影響也是正向的，但影響力度較低。實習的作用更大，其B值為0.64，僅次於學生幹部的影響力度。可見，綜合素質對就業的影響都是正向的，隻是不同指標反映出來的就業能力對就業結果的影響力度不同。其中，學生幹部和實習經曆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政治麵貌和英語，再次是計算機和獎學金，影響最小的是成績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