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司馬光死後蘇軾寫的《司馬溫公行狀》和《司馬溫公神道碑》，就可以知道他對司馬光的膜拜之情了，信口自吹什麼隨不隨的，沒有任何意義。
蘇軾早已對那些無權無勢的可憐蟲們公開宣稱過“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可他為司馬光寫的這兩篇東西卻是用了心神的，通篇都在吹捧司馬光的光輝事跡和優秀品德。善於一事兩用的蘇軾並不想錯過這個暗踩王安石的機會，一邊為司馬光高唱讚歌，一邊卻又用陰暗筆法攻擊他原本以為“從公已覺十年遲”的王安石。
先來學習一下《司馬溫公行狀》，通篇一萬多字，這在用毛筆寫作的年代，是相當累人的。
在這篇文章中，蘇軾先曆數司馬光的各代先人，不惜閉著眼表揚司馬光籍籍無名的老爸司馬池“號稱一時名臣”，然後吹捧司馬光還是一個小毛孩的時候就已經“凜然如成人”。
在介紹了司馬光的職場經曆後，蘇軾順手提了一下司馬光對弟弟蘇轍的照顧之情，然後就踩到王安石頭上了。在很多議論上，蘇軾以為自己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是有資格對先賢評頭論足的學術權威，以一己之言，標以天下之名，臆測加妄想，動輒指責王安石的新法被“天下非之”，並高度評價司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這一光輝理論。
蘇軾一方麵抨擊“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而天下病矣”，並明目張膽地說神宗“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一方麵又敢於空口說白話，司馬光被神宗貶出京城，硬是被說成是“神宗識其意，待之甚厚”。神宗終其一生也沒有再用司馬光，蘇軾卻可以說神宗“蓋有意複用公也”，“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而司馬光盡廢神宗朝的新法項目，竟然被蘇軾說成是“公可謂不負所知，其報之也大”。
虛偽奸刻的司馬光，被蘇軾寫成一個“忠信孝友，恭儉正直”的好人；把北宋折騰得奄奄一息的司馬光，被蘇軾講成是“欲以身徇天下”的優秀戰士。
什麼是睜眼講瞎話？
這就是!
蘇軾一邊大揭王安石的傷疤，一邊卻對司馬光當諫官時猛幹張方平的英勇事跡裝聾作啞，不提一筆，因為張方平是他老幹爸!
在《司馬溫公神道碑》中，蘇軾已經寫不出什麼新花樣來了，隻是一味地大講好話，看著讓人想吐，不讀也罷。
雖然蘇軾對死了的司馬光用心獻媚，被司馬光一手提拔起來的一幫保守派們卻根本不吃蘇軾這一套，以司馬光的好朋友劉掣為核心的官員和司馬光門下弟子劉安世為首的台諫官們，對“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的蘇軾前赴後繼地展開了猛烈打擊。
《邵氏聞見後錄》記載了蘇軾和劉安世的關係，時人認為“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就是說蘇軾這個人敢講話，喜歡路見不平，拔刀就砍，但有時做過頭了，就變成操事了。劉安世對此看不下去，經常拿曆史上的典故來製約蘇軾，不讓他胡搞。蘇軾被劉安世弄得非常生氣，罵道：這是哪裏的破牛車拉了一個劉安世來，“知得許多典故”？
有人把這話告訴了劉安世，劉安世不以為然，說：蘇軾固然有才，但任他隨心所欲地“變化常典，則不可”。
當時朝廷有一個流行的看法，說閩地和蜀地的人品格都差不多，“閩蜀同風”。這兩個字裏麵都含有一個“蟲”字，“腹中有蟲”，引申開來說，這兩地的人肚子裏都有蟲，不能成為賢人。
蘇軾是蜀人，聽了當然不開心。有一次又有人提起這句話，蘇軾在大庭廣眾之下勃然大怒：聖人說過，“立賢無方”，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為賢者，你們為什麼要說這種話呢，有什麼意思嗎？
別人都知道蘇軾嘴巴刻薄，不跟他一般見識，隻有劉安世不緊不慢地說：我沒有聽過這句話，但是，所謂立賢無方，那也要先是賢者才行。如果隻是一個普通人，他為人處世的風格肯定會受到當地風俗民情的影響，這一點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蘇軾聽後，黯然無語。
很久以後，蘇軾和劉安世都被外放嶺南，歸來之時，在路上相遇，劉安世這才對朋友說：蘇軾“浮華毫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
看來，蘇軾真正的變化是在去海南以後，而不是黃州以後。
巧的是，蘇軾在司馬光那裏惹的一身騷還沒有弄幹淨，又得罪了程頤。結果“朔洛”兩黨合擊蘇軾，他這下死定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司馬光死後，葬禮搞得很隆重，反正同誌們也沒有什麼事好做，隻有在這上麵用腦子了。葬禮由著名的程頤主持。程頤這哥們別的本事沒有，做這種事情是專家。他幹起活來也認真，什麼地方擺棺材，什麼地方放火盆，客人在哪邊磕頭，孝子在什麼地方回禮，都搞得風調雨順。大家看著都服氣，果然是專家！
司馬光死的時候，蘇軾是想主持喪禮的，“東坡欲主喪”，結果這個光榮的任務被程頤搶去了，“東坡不滿意”，就到處挑刺。他看的書多，加上老爸死的也早，也有不少實踐經驗，本來想給程頤找點難看，可竟然一點茬也沒找出來。一點事不找吧，心裏又實在不爽，所以在看到司馬光在棺材裏頭巾被整理的方方正正時，他就故意脫口罵道：頭巾理這麼方正做什麼？難道是想當作信封把溫公寄給閻王嗎？
當然沒人理他，蘇軾隻好繼續找茬，他不懷好意地問別人：程頤這個家夥對“喪禮何熟也”。這樣旁敲側擊的當然不足以平胸中怨氣，他索性當麵問程頤：你老爸又沒死，你讀這麼多治喪禮的書做什麼？
程頤氣得沒理睬蘇軾。
蘇軾還有其他機會攻擊程頤，司馬光死的這一天，君子們正跟著哲宗小皇帝一道安放神宗的靈位入太廟。按規矩，這算是喜事。等把神宗靈位放好，同誌們又去吊唁司馬光，被程頤給攔住了，說：你們剛剛從太廟回來，心情舒暢，根據《論語》中提出來的原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我認為你們現在不應該再來吊喪，還是等明天一早愁眉苦臉地再來吧。
蘇軾聰明，他聽出了程頤話裏的矛盾，當麵責問程頤：孔子是說“哭則不歌”，他並沒有說“歌則不哭”，我們剛剛從太廟回來，現在哭幾下應該沒有什麼事吧。說著，“東坡不顧以入”，硬是闖進了靈堂。
程頤一時語塞，又不願讓步，隻好指示司馬光的後人“不得受吊”，把一群人都晾在了那裏。
蘇軾非常不服氣，把眼一翻，對程頤罵道：我看你這真是“枉死市叔孫通所製禮也”。眾人聽罷大笑，程頤氣得臉紅到了肚皮下麵。他是大師，沒有當場發火，可是，蘇程之間的仇恨，算是自此結下了，“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吃飯的時候，蘇軾要吃肉，程頤堅持“居喪不宜飲酒食”，下令上素菜。蘇軾嘲笑程頤說：你又不信佛，“胡為食素”？結果吵來吵去，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蘇軾公然對自己門下的秦觀和黃庭堅等人下令：凡是跟著我蘇軾的，一律吃肉！而程頤的學生們都陪著程頤吃素。
兩人之間，爭來爭去的，全是這些無聊細事。而蘇軾是把這當成正事來做的，他並不考慮是否於國於民有利，隻考慮自己開心氣順就成。自從跟程頤結下梁子以後，聯合弟弟蘇轍，對程頤兄弟“疾之如仇”，“極口詆之”。並借自己為禮部尚書的工作之便，對程頤的工作“貶駁譏詆略盡”。
他做禮部尚書還是很稱職的，他對皇帝皇後怎麼坐車、怎麼行禮的事很用心。
禮，這個東西是說不清講不盡的。《齊東野語》對此有一個清醒的評價，說“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同誌們各說各的理，驢頭對馬嘴，吵個不停，“諸儒之論，不知其幾”。比如在祭祀天地這個問題上，有兩個觀點，蘇軾主張應該把天和地合起來一同祭祀，而蘇轍則堅持應該先祭天，再祭地。兄弟倆各尋經典，把朝廷也弄暈了。蘇軾名氣大，最後還是聽他的，把天地合起來祭祀也省點事。
既然禮這個東西說不清楚理不明白，那就看誰的嘴皮子強悍了，程頤在這方麵占下風。
蘇軾對程頤不分場合的調戲和攻擊太過分，沒有任何原則可言，有時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宰相蘇頌對蘇軾說：你對程頤的攻擊過頭了，不應該這樣，你再這樣下去，會惹人瞧不起的。
蘇軾以為程頤嘴巴不行，好欺負，根本聽不進蘇頌的勸告。為了徹底搞臭程頤，蘇軾不惜指使孔文仲攻擊程頤為“五鬼之魁”。因為程頤不願做官，隻是以布衣身份給哲宗皇帝上課，蘇軾沒有辦法把他指為奸臣，隻能汙辱程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這個孔文仲“蠢不曉事”，“為蘇軾所誘迫，論事皆用軾意”。上書力詆程頤“人品奸汙，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蘇軾也自稱“素疾程頤之奸，未嚐假以色詞”。
後來，孔文仲也看清了蘇軾的真麵目，知道自己被當槍使了，氣得“憤鬱嘔血而死”。
為此，宰相呂公著直指蘇軾為浮薄之輩。
程頤自己沒有什麼政治才能，教出來的學生卻不少，有很多學生已成為朝廷重臣。這些人，最講究師道尊嚴。蘇軾毫無必要地惡搞程頤所埋下的苦果，隻有自己品嚐。
最先對蘇軾下手的，是程頤的學生禦史朱光庭。
這個朱光庭為人勁直，“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不苟言笑，跟嬉皮笑臉的蘇軾不是一類人。蘇軾看不慣朱光庭的樣子，曾對人說，“何時打破這敬字”！
沒等蘇軾打破朱光庭，朱光庭就開始下手敲打蘇軾了。
蘇軾出國家高級公務員考試試題，在《試館職人策問》中，有這麼一道作文題，說：“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意思是說，現在朝廷想學習仁宗皇帝以忠厚治國的精神，但同誌們幹起事情來卻一個個半死不活的，消極惰怠，不能勤於政事；轉而學習神宗皇帝勇於進取的精神吧，又怕同誌們不能真正領會朝廷的政策，雖然工作風風火火，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就可能對老百姓殘酷刻薄。
隻要有一點理解能力，就可以看出來，蘇軾這是在暗諷仁宗朝消極無為的風氣，同時又對神宗朝勇於進取大搞變法不滿，總之，這兩朝都不入蘇軾的法眼。
蘇軾對很多事物都持這種態度，在他看來，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要把握一個優秀的進退尺度，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可惜的是，這種最佳尺度的把握，必須在工作中不斷探索實踐才能得到。蘇軾不需要探索，他不想費事，隻希望憑借自己的天才，看的書多，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立馬搞出一個天下大治的人間天堂來。
朱光庭正是看到了這篇策論試題中的問題，上書指責“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攻擊蘇軾“諷議先朝”，暗指“仁祖神考不足師法”，是大不敬。朱光庭請求朝廷“正其罪惡”，嚴肅處理，直至槍斃，“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高太後縱蠢，也看出這個題目裏暗含的意思了，她沒有替蘇軾辯解，隻是“詔特放罪”，不予追究。這個題目是她親自審閱過的，總不能把自己也牽連進去吧。
其他同誌不像高太後那樣欣賞蘇軾，一批禦史挺身而出，強烈要求高太後嚴肅處理此事。
隻有蘇軾的好朋友兼同鄉呂陶為他開脫，指朱光庭攻擊蘇軾是為了替程頤報仇。呂陶說，“欲加軾罪，何所不可”？朱光庭卻拿蘇軾的“策問以為譏謗”，這就是公然要挑起黨爭。
不需要呂陶擔心，黨爭已經被轟轟烈烈地挑起來了。一大批囉唆不已的官員們被卷了進來，大家都要“減殺川人太盛之勢”，朔黨王岩叟等人也趁機插腳，與洛黨一道，對蘇軾左右夾擊，硬是要把他給夾死。這些人也都有種，甚至要求高太後當麵表態，把老女人逼得下不了台。
宰相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中書侍郎呂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劉摯等五大臣“大意皆知軾為有過”。高太後不想處理蘇軾，聲稱“蘇軾非是譏諷”。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等人與高太後對著吵，要求一定要處理。傅堯俞退了一步說，我們並不是揭發蘇軾譏諷祖宗，僅僅是認為他不該議論祖宗，隻要求對他進行通報批評，“乞略行責”，而不是要把他弄死。說著，幾個人還把蘇軾的文字指點給高太後看。
高太後被幾個人弄得非常惱火，又說不過人家，隻是一味地袒護自己的偶像，厲聲道：“更不看文字也！”
傅堯俞膽子非常大，對高太後道：“如此，是太皇太後主張蘇軾。”
高太後急眼了，大聲道：我“主張蘇軾作甚”？他“又不是太皇太後親戚也”!
到底是女人家，吵架不比那些滿腹詩書的士大夫有水平，最後被逼得沒有辦法，隻好同意“責降蘇軾”。
蘇軾看到這個局麵，心裏也慌了，連上兩道《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為自己辯解。他大聲疾呼：自己所說仁宗朝之“偷”和神宗朝之“刻”，並不是狗膽包天指責仁宗和神宗皇帝，而是專指現在的“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把戲，“於二帝何與焉”？
而且，蘇軾極其聰明，把高太後也拉了進來，說，這次考試本是出了三道題目的，隻有最後一題是我出的，這些題目都是太後親自審閱過的，“蒙禦筆點用”，“臣之愚意，豈逃聖鑒”？
話外話就是，如果我有罪，太後您恐怕也不好脫清幹係。
蘇軾最後發誓說：“若有毫發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辜。”
他根本不必發這種弱智的毒誓，“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熱衷於諷刺朝政，好在蘇軾大人有大量，幾乎把那件不愉快的事忘光了。
高太後這個老女人好糊弄，那時候還沒有瓊瑤，她隻崇拜蘇軾。可別人卻不買蘇軾的賬，台諫官們一批接著一批攻擊蘇軾。蘇軾被搞得沒有辦法，隻好上書請求外放。當然他還不想離開朝廷，他在京城富人區建的一棟豪華別墅才剛剛裝修完畢，席夢思還沒有睡熱，“是不欲去也”。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詞窮理盡，不敢求去”。但這件事卻一直被揪住不放，直到元祐二年（1087）元宵節。蘇軾悶悶不樂地吃了一個元宵後，不得不再次上書自辯，堅稱自己出的題目“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一點點都沒有“議及先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