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自己現在被人搞得太難過了，“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必欲把我幹倒而後快。值得慶幸的是，高太後依然喜歡蘇軾，“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為了討好高太後，蘇軾甚至不惜以母子之情來比喻高太後和自己的關係，這種“母子之相親”般誠摯的關懷，讓蘇軾感動得“欲以一死上報”，“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
蘇軾又拿出了一貫的哄人的手法，說，萬一我因這件事而被朝廷處理，那麼，“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都不敢亂講話了，大家“崇尚忌諱，畏避形跡”，會嚴重影響大宋的言論自由，同誌們都隻是“觀望雷同以求苟免”，這樣一來，根本就不會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豈朝廷之福哉”！
然後他進一步說明自己是何等的冤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
奇怪的是，蘇軾自我辯解了這麼多，最後卻又承認確實寫文章勸過仁宗皇帝應該“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寫文章勸神宗皇帝應該“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換句話說，他認為這兩位皇帝都沒有很好地做到這一點，而這正與朱光庭對他的攻擊是一致的。對此，蘇軾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實亦有罪”。不過隻承認錯誤在於“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諫之流”，希望能“感動聖意”，努力治理好國家而已。
但是，他又確實在不同場合說過神宗皇帝的壞話，現在如何擺平此事呢？蘇軾的辦法是，把屎盆子扣在王安石的頭上。也就是說，在蘇軾眼裏，神宗朝的所有錯誤，都是“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
然後蘇軾反咬一口，指責現在的台諫官“專欲變熙寧之法”，隻有自己認為應該“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因此，自己“與執政屢爭之”，由此觀之，自己對神宗皇帝是非常尊敬的。他大哭道：“臣豈謗議先朝者哉！”
哭也沒有用，攻擊他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朱光庭、王岩叟和賈易等人更是拿大腳對著蘇軾猛踹不已。
有一天，有人請蘇軾喝酒，正跟賈易坐在一桌。蘇軾想報複賈易幾句，順口就編了個故事，說：我昨天去上班，“有一人乘醉臥東衢”，擋了我的路也不閃避。我很生氣，就命令左右把這個酒鬼“擒而繃之”，給捆起來。不料這個酒鬼卻對我說，你又不是台諫官，“隻有胡繃亂繃”。用以諷刺賈易“胡噴亂噴”。
賈易聽了，知道蘇軾在諷刺自己，卻不買蘇軾的賬，回道：誰讓你辯解來著？
蘇軾被搞得“終席不樂”。
蘇轍得勢以後，為了給哥哥出氣，就利用手中的職權反複攻擊賈易和朱光庭，指朱光庭“智昏才短，心狠膽薄，不學無術，妒賢害能”，“人物鄙下，實汙流品”，國家用這種人，“上則汙辱國體，下則傷害善類”。
八大家的文才就是不一樣，罵人還真是透徹啊！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鄆州學教授周穜”不顧時事險惡，毅然上書請“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給王安石一個正確的評價和定論。司馬光門下走狗劉安世挺身而起，攻擊周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誌，陵蔑公議，妄論典禮”，請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竄殛，以明好惡”。
這時，蘇軾需要表態了，周穜曾經得到過他的推薦，要是不趕緊劃清界限，可能要被牽連進去的，這才急忙兩次上書。在《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中展開猛烈的自我批評，說自己“謬於知人，至引穜以汙學校，謹自劾待罪”。咒罵周穜是“蟣虱小臣”，“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意在寸進而已”。說周穜“今忽猖狂，首建大議”，肯定是“有人居中陰主其事”。話外之音就是，請朝廷再興大獄，把這一幫人幹掉!
為了徹底和周穜劃清界限，蘇軾還非常惡毒地建議朝廷對周穜要“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意思就是把周穜拉到菜市場給砍了！
他還閉著眼睛說：“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蘇軾不顧事實，胡扯說神宗皇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複用”。事實上蘇軾非常清楚，王安石是自請退休，神宗苦留不住。
第一次上書後，朝廷沒有理他，蘇軾並不灰心，繼續上書進行自我批評，明是要求朝廷處理自己，實則是對變法派再行打擊，主要打擊目標仍是王安石。蘇軾認為，王安石是奸臣之首，“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可是“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複用”，這些人“矯情匿跡，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蠢”，全部應該砍頭，可現在這些人大都活了下來。
為了讓高太後下狠心打擊變法派，蘇軾不惜聳人聽聞，胡扯八道，把曆史上的幾個政變故事也拉出來嚇唬高太後，說如果不把這些人徹底搞死，後果不堪設想。
中書的那一幫人沒有蘇軾這麼陰險，並不把他的大話當回事，在處理中“寬周穜之罪”。
蘇軾再次失望了！
蘇軾聰明反被聰明誤，他這張對待王安石的反複不定的小人嘴臉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再次惹起眾怒。因“言鄆州教授周穜”事，而被“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反把他搞得狼狽不堪。
王岩叟上書指蘇軾是“顛倒是非，變亂黑白”之人，他“欲以行其私，非有忠於社稷之誌也”。
王覿指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首先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其所言所行，“多非理義之中”，“多出法度之外”。蘇軾“胸中頗僻，學術不正，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這種人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如果朝廷不想讓他越陷越深，最好還是外放他為官，讓他改一改“輕浮躁進”的毛病。
不單和其他黨派搞不好關係，蘇軾和很多人都合不來，他對別人寫的東西一向看不上眼，對於“諸人之說”，“軾皆批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
蘇軾見自己在京城除了和弟弟關係不錯，幾個門徒也都捧自己以外，再沒有什麼政治上的朋友了，知道混不下去了。隻好連續上書，請外放為官，過幾天清閑日子，不在京城過這種熱鬧生活了。
在《乞郡劄子》中，他承認自己“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注意，這是典型的高血壓糖尿病症狀，有誰覺得蘇軾的養生技巧值得一學的，不妨引以為鑒。
身體不好，隻是一方麵，蘇軾主要是覺得自己沒法在朝廷裏幹下去了，他嘴大好講話，這是一個兩難的事情：講多了吧，“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講少了呢，就是“欺罔君父，誅罰尤大”，左右不討好，進退失據。
這其間主要的過節是：我得罪了司馬光的門人；我的四川老鄉呂陶和範百祿又得罪了門下侍郎韓維；我的學生黃庭堅得罪了禦史趙挺之。這些人為了幹倒我，“約共攻之”，“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寫一點小字，都會被人“謂之誹謗”。凡是我推薦的人，全被台諫官“例加誣蔑”，我在朝廷實在是蹲不下去了，“若不早去，必到傾危”。如果我“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
我知道太後對我好，可如果我因此而“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則必“為天下笑”。所以，我要求到外地任職，實在是為了“臣主兩全”啊！“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
蘇軾想得真周到，連辭職都是為上級考慮。
“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想來想去，還是先把自己安頓好再說吧，至於什麼為國為民肝腦塗地的大話，還是讓別人實踐去。請太後“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讓我到外地過幾天清爽的日子好嗎？
蘇軾還特別強調，希望自己走後，朝廷能把黃庭堅或者秦觀提拔上來接替自己的工作。不僅如此，他還對親戚朋友一一做了點撥，所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不平之歎”。
他門下的那四個或六個所謂附庸風雅的君子學士，都是他進京後利用自己主試翰林學士院這一職權而一一擢用的。這幾個人都不能服眾，黃庭堅被指責為“質性奸回，操行邪穢，罪惡尤大”；秦觀則“素號薄徒，惡行非一”。
監察禦史趙挺之是一代女詞人李清照的公公，工作成績還不錯，一直做到了宰相，言行剛直，在徽宗朝時曾與權勢蓋天的蔡京針鋒相對，人品能力都相當不差。正是這個趙挺之，抨擊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推薦的人也都是“輕薄無行，少有人比”。
這幾個人倒是很聽蘇軾的話。黃庭堅等人在修神宗朝官史的過程中，信手塗抺，“以私意去取”史料，根據蘇軾的態度，“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
禦史劉拯曾非常清醒地指出，“元祐修先帝實錄”，“蘇軾之門人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並指責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嚐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
可是黃庭堅在私下裏卻承認王安石“一世偉人也”。
難道蘇軾門下盡得蘇軾真傳，都學會了當麵一套、背後一套的陰陽把戲了？
在《乞郡劄子》的結尾，蘇軾還很有意味地加了一句話，說台諫勢力很大，到處欺負人，朝廷大臣沒有不怕的，“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高太後實在舍不得他走，又招架不住台官論奏蘇軾“罪狀甚多”，加上“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紛紛攻擊蘇軾。高太後有點把持不住了，總不能因為一個會寫豔詞情詩大話連篇酸語不斷的蘇軾就把國家機構給廢了吧，不得已之下，外放蘇軾差知杭州。這是高太後心疼他，給他安排了這麼一個好地方，讓他再過爽日子去。說不定蘇軾騷情再次泛濫，又能寫幾首好詩幾闋好詞什麼的。
知杭州的任命下來以後，蘇軾並沒有立即上任，他還不想遠離朝廷，仍想利用一切機會和高太後套近乎，一臉苦相地說自己“方遠去闕庭”，淚水漣漣地請高太後“察臣孤立”，一定要多多照顧。
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蔡確的“車蓋亭詩案”本來與蘇軾沒有任何關係，可蘇軾不知吸取自己被搞的教訓，在去杭州以前，硬是莫名其妙地卷了進去。
司馬光上台後，蔡確受到排擠，被貶知陳州，再移安州。有一天，天熱，蔡確出去找地方乘涼，到了車蓋亭，可能被風吹得也舒服，加上蔡確本來詩才就好，當下詩興大發，一口氣連寫了十首詩。其中有一首《夏日登車蓋亭》，寫得相對漂亮，不比蘇軾差多少，來看一下：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被貶的蔡確，並沒有自怨自艾，在炎熱的夏天，他到車蓋亭乘涼讀書，看著看著困了，就小睡了一覺，醒來後覺人生如夢，放眼間莞然而笑，遠處湖水上傳來陣陣漁笛聲，相伴清幽。
古詩這個東西，表達意象模糊，對同一首詩，各人有各人的理解。當年蘇軾就是因此而被搞得頭暈眼花。現在蔡確也吃了這個虧，他寫的一首詩中有這樣的兩句：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
郝甑山是一個不怕死的人，當唐高宗想讓位武則天時，郝甑山曾上奏極力反對。為此，有人指蔡確這是諷刺高太後想做武則天！此外，尚有“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問題相當嚴重。
高太後看了詩，女人家也不懂。不妙的是，蔡確在此前曾在哲宗稱帝問題上鬧過一些傳聞，指高太後想廢掉哲宗皇帝。高太後就想借這個機會打擊蔡確一家夥。
於是蔡確被再貶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這個新州，就是宋朝文人聽了頭大的嶺南地區，屬於煙瘴蠻荒之地，基本上是一去就死。
對此，保守派的一些大臣們也覺得有點過分了。呂大防向高太後求情說蔡確母親老了，不能遠行，“乞移一近裏州郡”。但更年期過長的高太後話講得非常惡毒：“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範仲淹的兒子範純仁知道這種處理意見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地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同樣下場。
範純仁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哲宗親政後，大批元祐保守派的蠢貨就被成群結隊地貶往嶺南去了，其中就有尊敬的蘇軾同誌。
許多大臣都看到了以文字治罪的危險性，包括宰相劉掣在內，都在設法拯救蔡確，建議朝廷“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誅竄大臣”。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本已受命出知杭州的蘇軾，忍不住嘴癢，跳出來說話了，鬼鬼祟祟地給高太後寫了一封密奏——《論行遣蔡確劄子》：
蘇軾給高太後出餿主意說：我對太後“受恩深重”，不能因為現在要去杭州工作就“有所聞見而不盡言”。關於“繳進蔡確詩言涉謗”的問題，我有一點建議。我與蔡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一直不喜歡他，更不想“為確開說”。但現在這個事情“所係國體至重”，全國人民都在看著太後您如何處理此事，一旦“行遣失當，所損不小”。
我建議太後先讓哲宗小皇帝命令“有司置獄”，從重處理蔡確，“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後內出手詔”，說那幾首詩“未必真是確詩”，借機原諒蔡確。這樣一搞，則太後於“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這是我的一片“愛君憂國之心”，請太後體會。
蘇軾的這個餿主意，明顯地是在出賣哲宗而討好太後，品行為人所不齒。正如當朝同事評論他的那樣，“蘇軾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橫揣摩之說”，“使軾得誌，將無所不為矣”。
不管怎麼樣，濃妝淡抺總相宜的西湖美女們對蘇軾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了，加上人也老了，總不能天天胡扯吧，所以，此時的蘇軾，確實是想做一番事業的，也想讓高太後這個老女人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個銀樣鑞槍頭。
可惜，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他縱有心做事，但能力有限，水平不夠，指望他造福一方百姓，那是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