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祐元年一年，蘇軾共繳回六七份詞頭狀，其中大半如上所述，其用心不言自明，就是猛烈攻擊王安石及其變法派，而對於保守派，蘇軾則是欣賞有加。因攻擊新法而被雙規的鄭俠，得到了蘇軾的高聲讚揚與極力推薦。對他的那些吃喝嫖賭的好朋友，則更是要拉一把了。在《辨舉王鞏劄子》中，就非常不客氣地指出，王鞏是一個“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的優秀工作者，而且“年壯氣盛，銳於進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當然，蘇軾推薦王鞏，主要還是看在他們私人關係好的份上。兩人“幼小相知”，至於台諫攻擊王鞏奸邪，他是極力為之辯解的。說王鞏根本就是一個好人，“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意”。整篇文章裏，他為王鞏辯解的理由隻有一條，那就是因為司馬光喜歡王鞏。事實證明，王鞏在任上“穢惡狼藉”，工作一塌糊塗，後被撤職。作為舉官的蘇軾卻“恬然自若，略不引咎”，沒有一句檢討。
至於那個垃圾畫家王詵，現在更是和蘇軾好得不得了。他在王詵的畫作上又是題詩又是作論，竭盡拍馬之能事。兩位偉大的藝術家，終於又可以在一起討論情色藝術了。
而最妙的，是蘇軾對王安石去世的態度。
王安石是在司馬光盡廢新法後，於元祐元年四月在金陵去世。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後，蘇轍倒了一杯酒遞給蘇軾，笑道：這下好了，爹地的死對頭終於完蛋了，我也算是出了一口惡氣，來，咱兄弟倆幹一杯，然後好好活，繼續把老王的名聲搞臭，我們想不流芳百世大概也難了。
蘇軾不好意思像蘇轍那樣笑出聲來，畢竟，離他去金陵拜見王安石還不到兩年時間，無論是虛情還是假意，反正在金陵是吃了不少白飯，不好太囂張的。他隻是呷了一口酒，對弟弟說：王安石，確實也算是一代偉人。
蘇轍發現自己太輕狂了點，簡直比哥哥還要輕狂，就急忙把臉放了下來，冷了一冷，看著蘇軾，滿腹疑慮地問：哥，萬一王家請到你，你會不會給王安石寫神道碑？
蘇軾搖搖頭：不會。
蘇轍又問：寫行狀？
蘇軾還是搖頭：我以後隻會替老光一個寫行狀。
蘇轍還是不放心：那墓誌銘呢？
蘇軾堅決地對蘇轍道：不要問了，現在高太後不喜歡王安石，你以為我是SB啊，我一首挽詩都不會寫，你把心放狗肚子裏吧。
蘇轍“咕咚”一聲將一杯酒灌下肚，直著脖子對蘇軾道：我放心了。
但王安石影響在前，一時間不容斷然否定。中書根據司馬光定下的調調，報請高太後批準，決定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把起草《王安石贈太傅》製詞的光榮任務交給了忙得哄哄亂叫的蘇軾。
蘇哥哥再次找到了蘇弟弟，兄弟倆要討論一下，這個製詞該如何去寫。
蘇轍想了想，對哥哥說：這個任務你最好還是推掉，拍王安石馬屁吧，老光不高興，我們也不開心。踩他吧，明擺著的，現在不是踩的時候，高太後也沒說要打倒王安石。再說，老王品行太好，名聲太重，輕易也踩不動。總之，是拍也不好，踩也不行，真不好弄。
蘇轍說完後，還不放心，頓了一頓，又補了一句：確實不好弄。
蘇軾端著酒杯，很開心地躺在大沙發上，眼裏含著一絲自得的微笑，嘴角輕揚，批評弟弟說：這個製詞必然會流傳千古，你讓我推掉，不如讓我去自殺算了。再說，我不寫，誰還有資格寫？誰還敢寫？
蘇轍不滿地看著他這個有名的哥哥，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假藥。
蘇軾品了一口美酒，咂了咂嘴巴，悠然一歎，這才對弟弟道：老哥我聰明，你以為是假家夥？如果連這點小事都搞不定，豈不是空負如日中天的鼎鼎大名？這個製詞，我當然不能直寫，我要寫得似拍似踩，亦拍亦踩，邊拍邊踩，明拍實踩，拍拍踩踩，讓人摸不著頭腦，弄不清方向。有心人自然看得明白。這樣一玩，既不得罪老光，也不讓後人講出什麼閑話，如何？
蘇轍翻了翻白眼，心想老哥原來不是隻知輕狂，玩起花招來比自己還陰，不知老哥如何用他的生花妙筆去寫這麼一篇高難度的文章。
不如欣賞一下蘇哥哥為哲宗寫的《王安石贈太傅》製詞：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翟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朕方臨禦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籲唏！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
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宋廷南渡後，有一個文人，名叫郎曄，自己光著腳丫，卻死捧蘇軾的臭腳，累死累活地編寫了一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其中特意提到這篇製詞，說：“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覽者當自得之。”
隻要不傻，隻要不一相情願，隻要不跪倒在蘇軾的腳下磕頭不已，人人都能看出此文雖是句句表揚，卻又處處針砭，是明褒暗貶的優秀範文。
開卷兩句是廢話，不看。
“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這個“大事”，當然指變法，隻是蘇軾沒有說是大好事還是大壞事；而“希世之異人”到底是忠正的異人還是邪惡的異人，蘇哥哥也不提。這兩句，為通篇的陰陽怪氣定下了基調。
蘇軾先用“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曲指王安石是一個善辯之人。“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看，蘇軾對王安石的文學功力的定位，隻是“藻飾萬物”而已。至於“名高一時”就容易懂了，王莽和魏征，都是“名高一時”的人，不知蘇哥哥把王安石歸為哪一類。對於王安石的“瑰瑋之文”和“卓絕之行”，蘇軾不能，也不敢否定，更沒有資格加以嘲笑。對王安石最為傾注心血的變法事業，蘇軾隻以一句“靡然變天下之俗”一帶而過。隻是這個“變天下之俗”，究竟是變好還是變壞，蘇哥哥無言。
然後又用“少學孔孟，晚師翟聃”來陰指王安石不忠於儒學。其實王安石晚年醉心於佛禪研究，哪來的什麼“晚師翟聃”？再以“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來暗諷王安石的新學。
“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無感情色彩，不談。
“信任之篤，古今所無”，則陰勁再次勃發，等於指責王安石：在皇上如此專信之下，你究竟做出了什麼成績呢？
蘇軾的答案是沒有。因為正當“方需功業之成”的時候，王安石卻又“遽起山林之興”，不想玩了，退休了。
也就是說，在蘇軾的眼裏，王安石做了一件半途而廢的事情。
對於王安石歸隱山林，蘇哥哥從心裏是羨慕的。蘇哥哥一直有心做隱士，就是總覺得有點吃虧，一直下不了決心。基於這種心態，他對王安石能夠歸隱山林還是說了點真話，“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這也是蘇軾自己所向往的境界。
當然，也有人說，蘇哥哥這是恨不得王安石能更早退休。嗬嗬，也是一說。
全文不冷不熱，不幹不濕，但卻讓人越讀心裏越冰涼，就像是手掌上蹲了一隻蛤蟆，正用一雙冷眼盯著你看，不能咬死你，卻能惡心死你。
總而言之，這篇製詞是蘇軾耍弄陰暗手法的代表作，也是他個人品格的一種折射。
隻這樣寫，當然還發泄不了蘇家兄弟對王安石的滿腔毒氣，好心人是看不出製詞下麵隱含的玄機的，蘇家兄弟還需要對王安石下點猛料，想從政治上把王安石徹底搞臭，於是引發了著名的“發起私書”的事件。
可惜，蘇家兄弟對王安石的無恥攻擊並沒有取得什麼理想的效果，王安石不但被封為太傅，進而為舒王、荊國公，直至作為亞聖而配享神宗廟和孔廟。但蘇軾對王安石惡意攻擊在後世卻頗具影響，最後成了腐儒蠢人否定王安石的理論依據之一。
當然，有的時候，蘇軾也覺得自己不能總跟王安石過不去，與死人爭勝負，實在是沒有氣度。他又想到了自己還沒死掉的酒色高手幹爸爸張方平。曆史上，張方平隻是一個平庸至極的無聊官僚。但在蘇軾眼裏，張方平是偉人，不是什麼人都配給他當幹爸的。
因此，蘇軾毅然寫下了《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在這篇劄子中，他大力表揚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在各朝各代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張方平“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乎皆逆陳其害”，真是偉見卓識！
而且，張方平的“政事文學，有補於世”，種種好處，數都數不過來。現在張方平已經退休，“灰心槁形，與世相忘”。我蘇軾覺得，張方平是“國之元老，曆事四朝”，“為天下所服者”，是不世出之人才。
他這話的意思是指王安石不被天下所服。
不妙的是，當時是司馬光當政。司馬光最煩的是王安石，第二煩的就是張方平。以前張方平做參知政事的時候，就被司馬光搞過幾家夥，所以，現在朝廷根本沒有提拔張方平的意思。但蘇軾還是想請朝廷給張方平一點好處，“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用以表明高太後知道“貴老尊賢之義”。現在朝廷把張方平晾在那裏，天下精英們都覺得可惜，“以為缺典”。
蘇軾希望朝廷對張方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張方平必有過人的高招拿出來用以治理國家。
剛給朝廷寫完這篇走後門的高級劄子以後，他又寫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論冗官劄子》。他並不認為這兩篇文章之間有什麼矛盾之處，他的幹爸張方平不能叫冗官。劄子中說：現在搞裁減官員，裁得多了，“則人情不悅”；裁得少點吧，“則積弊不去”，裁得不多不少正正好才行，要做到既不影響工作，又讓“人無失職之歎”。
這種見解確實高明，隻不知道如何裁減官員才能達到這種效果，終中國各朝各代，也沒有人真正解決過這個問題。蘇軾也不能！
蘇軾為了國家安定考慮，建議朝廷對那些應該養起來吃白飯的人，還是要把他們養起來再說，老百姓吃點虧受點累，那是小事。為了表明自己關心政治，他又一連寫下《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和《論給田募役狀》兩篇論文，極口惡論王安石新法。這時他早已忘記自己在黃州期間寫下的情真意切的悔過書了，翻臉指責“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把神宗和王安石所取得的成就抹殺幹淨，並囉裏囉唆地試圖說服高太後一定要“盡去其法”。
蘇軾還神秘兮兮地說，自己寫的攻擊變法大臣的製詞，有時都不敢簽名，“臣未敢書名行下”，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後再搞一下，那就太難看了。
還真被聰明的蘇軾猜準了，他後來果然被搞得更難看。當司馬光大更法令時，蘇軾就有點後怕了，曾勸告司馬光“宜慮後患”。好心腸的司馬光不信這話，隻是拱手厲聲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空口說這種白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蘇軾和司馬光之流的領導和促進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幾個可恥的小黨派，各派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互相攻擊排擠，形成惡性黨爭。北宋的命脈，終於被這些廢話滔天的無用君子們給折騰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