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男工是個嶄新的群體——這些鄉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兒童，大多初中畢業。當他們離開老家來工廠打工時，會強烈地感受到差距。同“60後”“70後”的父輩不同，他們沒有講不完的大苦難、大話題、大責任，他們更輕鬆。雖然他們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父輩相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現在的他們無須為拿不到工資而擔憂，無須贍養父母，無須結婚後非要返回老家。然而，女孩、網吧、械鬥、升職、轉廠、飲料——這些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構成嗎？其實，他們敏感、好學、自尊、反思，願意融入城市，並期望成為合格市民。然而，必須有一種非常強的力量支撐著，他們才不會被城市的漩渦迷失（盡管很多人最後都被淹沒了）。如何處理好這個關口，不僅是“90後”男工的問題，更是轉型期中國的問題。
年輕人很悍——非常、非常悍。在我和他們的交往中，我時常能感覺到一種張力。有時，他們會異常悲觀和煩躁；有時，又能自己走出一片天。隻能靠他們自己。而我的選擇是後退，再後退，保持一定距離的觀察。如果鄉村是母親，那城市便彌補了父親的功能——是城市教會了這些鄉村男孩文明的規則、愛的隱忍、生存與進階之道。這個對本能的壓抑過程同時也是成長的過程。在城市，他們學會了自我限製，但成長絕非等同於此，還包括對限製的抗爭和對自我的發現。
這些“90後”男孩，無論穿著多麼時髦，發型多麼誇張，言語多麼潮流，身上總有個不可磨滅的印記——鄉村印記。他始終記得自己從哪裏來。於是他變得憤憤不平——何以人生而不平等？！為什麼我不可選擇地成為農村戶籍的人？需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國家，是時代。但我的焦點並非通過人物去批判社會結構，我隻是希望通過描述這些人物，讓他們活起來，讓他們的生命曆程得以真實呈現。人最有能量的時候是麵對困難的時候。當男孩們身處困境，是如何發揮潛能渡過難關的？他們那麼笨拙——那麼笨拙地試圖適應成人世界和工廠生活（讓我每每心痛）。
從鄉野草莽到工業鋼鐵，這個大時代裏有太多的傳奇，而我所選定的這些采訪對象，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幾滴。把他們作為研究對象，似乎難以和精英人物匹敵，但精英人物的特殊性似乎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遠，反倒是這些升鬥小民，因其普通，更具標本性。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也許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社會的本質和變遷真相的，往往不是大事件、大人物，而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小人物的觀念、日常生活和行為選擇的細節變化。
在我和工廠路的彼此適應中，我漸漸明白，時空在這裏總處於不斷穿梭中，因為這是個尚未定型的區域，故而，它還沒有形成某種僵化；在這裏，傳統的悲憫和同情皆派不上用場，我每每感受到的，是強烈的震撼與顛覆。我試圖用以小見大的方式，通過個人微觀史來窺視當下中國。我無法用別的方式開拓寫作，我隻能用屬於我一個人的、獨有的方式，來描述我所看到的生活現場。我在樟木頭的寫作，無法不和工廠路息息相關。
我像動物學家般，敏感地意識到這裏——這條工廠路——是獨屬於我的天然標本。
當我用現實主義的眼光挽留下那些飄忽街景，用實錄般的詞彙描繪下諸多細節時，工廠路像酵母，讓最瑣碎最貼身的視覺經驗，變成了堅實可靠的證詞。我變得異常簡單，一心一意，隻幹這件事——觀察小鎮，揣摩工廠路。我試圖用文字記錄下兩種視覺記憶的隱秘聯係——睜著眼睛時所看到的，閉著眼睛在眼瞼內部所喚醒的。
感謝我在創作這本書的兩年間遇到的有緣人。
首先要感謝的是我采訪到的那些男孩們——當我推開宿舍的門，貿然打開筆記本時，他們向一個陌生人講述了自己的經曆，這種信任讓我感動不已。我還要感謝那些在工廠路遇到的其他人：宿管阿堅、阿麗，勞務公司阿彪，冷飲店老板老廖，宿友許月芳，大門口的男孩阿傑、阿林，以及服裝廠的母親，王校長，批發商老夏，等等。沒有他們，我便無法揭開工廠路的麵紗，亦無法看清此地繁複的內部肌理。
特別的感謝送給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的村民朋友：他們在我定居小鎮時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幫助我熟悉和進入這個嶺南場域。細致入微地了解樟木頭，對我廓清工廠路提供了前提保證。同時，作家朋友們的勤奮創作在此地形成了強大的能量場，亦有效地激勵著我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