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切的感謝要給予我的家人。從2014年1月開始采訪起，我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日漸淡化：周五傍晚我坐車去樟木頭，利用周六周日采訪，而將家務瑣事丟給丈夫；而兒子亦默默忍受我的強迫症（我的寫作從淩晨三點開始，而兒子六點半起床後需自己解決早餐）。某個周日午後，我在疊衣服時，突然驚歎：我已很久很久沒有幹家務了。整整兩年，我像被一股強力吸附，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投入到那個火山口，而對身旁的一切皆處目盲狀。
在創作中途，我遭遇到一次意外阻礙：2015年春節前幾天，我騎自行車和另一輛自行車相撞，致使右手骨折，整整一個多月都裹纏繃帶。我焦灼似火，不知未來是否還可使用手指。我積累了那麼多素材，難道，就這樣白白流逝？或者，是上天看我太過操勞，用這種方式讓我休息？當我終於可以重敲鍵盤時，心尖陣陣顫抖。能夠書寫多麼幸福。多少人，滿懷心事而無力訴說。而掌握了書寫能力，便不能那麼自私，總糾纏在一己之私的小天地，而應該更多地看看周圍，看看別人。
最後時我變得異常焦灼、暴躁，簡直像個核彈頭。麵對諸多信息碎片，不知道如何整理、粘貼，宛如站在地震現場。某個淩晨，我用胳膊將腦袋環抱，陷入苦惱，簡直想就此放棄。突然間，又想起某個雨夜的經曆，醍醐灌頂般打了個激靈。
那一天坐上公交已是傍晚，眼看著車窗外景色逐漸暗黑，而司機卻發瘋飆車。一個恍神沒及時下車，已錯過了站，等看到路麵多了刺目白道時——車已過樟木頭進入清溪！車子戛然停止後，將我彈出。我是從一座橋上開始反方向折回的。一路上風雨將傘吹打得歪歪斜斜，我完全失去了時間感——周圍全是黑黢黢道具（道具樹木、道具工廠、道具林蔭道），我像在泥沼中眼耳鼻嘴中全塞滿淤泥苦悶不能言，慌裏慌張邁著小碎步，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朝前跋涉。
那段時間實在太長——大約四十分鍾！
隻身一人行走在樟深路，在深夜，急雨中。我艱難地想，難道這是我盤桓工廠路必得的禮物？這“獨自一人”的時刻，我所品嚐到的悲哀驚悚，無人依傍，將如何向別人傾訴？偶爾閃過的黑乎人影，像風幹癆病鬼（但能聽到遠處有狗吠）。我感覺身心處於極限崩潰狀，像進入瘋魔地獄，暗黑海底。我不斷對自己說，就到了，就到了。終於看到遠處閃爍著繁華綺夢的紅綠燈時，才鬆了一口氣，身體軟得像布袋。
還有一層感謝深埋心裏：感謝我的養母李照明和養父丁孝白。他們皆不識字，皆終身為菜農，皆於2013年過世。我常在夢裏看到他們，並為自己在他們晚年時期陪伴太少而深深自責。以前養母總是問我：“你還寫不寫字？”她不知世間有“寫作”這個詞，但她知道寫字是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不要虛度光陰，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我相信他們一直在看著我，佑護著我。
1971年，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一個工人家庭，被養父母領養後，上的是農村戶口，直至考入大學才轉成城市戶口。1993年大學畢業後，我沒有服從分配，反而去了烏魯木齊的媒體打工。此後，我從未有過一份正式工作，一直處於邊緣和遊離狀態。也許，這就是我滯留樟木頭工廠路的另一個原因：童年和少年時期的鄉村生活經驗讓我了解中國農民；青年時代的顛簸動蕩讓我理解遷徙的艱難。我終於明白自己何以對都市，對白領，對官場等其他題材並不敏感，反而願意沉溺工廠路。在這裏，我嗅到了一種自己熟悉的氣味；在這裏，我看到的任何一個他者，其實都是我自己。我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和周圍的別人共同組成了“我”。書寫他人也是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認識自己。
最後的感謝應給予東莞——這個神奇的城市。東莞並非光鮮得無任何缺點，但這個城市卻有著無比的寬容度——它接納了那麼多外來打工者；同時，這個城市的每一點改變都異常艱難（既不像廣州有首府優勢，又不像深圳有特區政策）。但這個城市不僅有新鮮的活力，還有岩漿般的創造力，更有強大到不可思議的修補能力。所有對它所實施的汙名，終有一天，都會像少女出浴般水落石出。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為保護被采訪者，本書中的部分地名、人名及廠名作了技術性處理，但本書所呈現的事件，皆為本人親曆。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
東莞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東莞下壩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