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月，我選擇東莞樟木頭工廠路作為田野調查地點時，根本沒想到這段時間會如此之長，直至2015年12月。這期間的幾乎所有周末和假期，我都滯留在樟木頭。我反複行走於工廠路——這條路集中了小鎮最重要的幾個大廠：電子廠、紙箱廠、塑膠廠、汽車配件廠、服裝廠，一溜煙排下去，或港資或日資，或興旺或蕭條，或整齊劃一或毛糙雜蕪，讓這條路充滿鄉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因工人下班時間多為晚上九點，我便不定期住在電子廠的女工宿舍。我以“90後”男工為采訪主體，但也寫下了一些計劃之外的采訪者。我並非想寫聳人聽聞的傳奇故事，而隻想寫普通個體的內心生活——在我看來，轉型期中國的關鍵變革實乃“個人之崛起”。我不想以傳統說教式的框架，用國家和社會、傳統和現代等二元模式來展開填空式敘述，而希望自己是個樸素的觀察者，和被采訪者間建立長期聯係，和他們進行深度對話，既融入他們的生活，又保持一種研究距離，最終描摹出一個個鮮活實體。
第一次到達樟木頭是2011年年初——如豁然拉開道卷軸，好喧囂的一幅市井圖，我的眼神即刻被黏住。那時，我對南方一無所知，隻驚詫於那黑白影像般的街道，那被混亂地用作廠房、出租屋、飯館、便利店的小樓。沒想到，並不在核心位置的樟木頭，在我的人生地圖上形成了分水嶺。
這個小鎮之於我，不僅具有空間意義，更是人和環境在某個特定時刻的奇妙同構：它成為我的安慰劑，又成為我難以捉摸的探索對象，而有時，又是充滿敵意較量的對手。
樟木頭的命運曾緊緊和收容所聯係在一起。在2003年“孫誌剛事件”之前，它曾作為形容詞頻繁出現在人們口中。但我和樟木頭的關係，似乎是我和整個南方的隱喻：那些最初的、最激烈銳利的時刻，我都沒趕上，等我到來，一切已進入尾聲。
從2011年年初至2013年年底，我蝸居樟木頭。這三年是濃縮的三年，完全無法和此前我在新疆度過的時日相比。在這個坦率到無情的嶺南小鎮，我的個人感官獲得徹底釋放，思緒極度飛揚。我常騎在自行車上構思文章，握著車把的手背被南方烈日炙烤。有一天衝涼，我驚詫發現，我手背的顏色單獨地變深了。一日複一日，南方以漸進方式沁入我的皮膚，緩慢而有力地改造著我的心身。從外貌看，我還是我，那個女人；然而，內在的某些結構發生異變後，我已不再是我。
我在樟木頭摸索著向前：不僅要努力適應南方生活，還要在寫作的苦境摸出條道路。時常，四周是一片黑沉沉荒野，我要從泥塘中蹚過去——不得不蹚過去——哪怕雙腳在泥濘中呻吟。我一麵在清晨的鍵盤上敲打字句，詛咒我何以陷入如此境遇；另一時刻，又吟誦自己創造的文字，感覺我的全部生命，會因這些文字而不朽。
2013年年底，我在東莞市區有了另一處居所，和樟木頭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我不再每日必經它，而隻是間或來訪。周末，我從市區出發，經過南城、東城、鬆山湖、大嶺山、寮步、黃江，到達樟木頭。這是條從市區到鎮區的路，車窗外的街景，從玻璃大廈到低矮民房、水塘、芭蕉葉、宿舍窗台、廂式貨車。
當我不用深陷其中時，小鎮所彰顯的黯淡與頹廢，似乎也淡化了許多。那些黑白版畫不再像一個個剪影，而變成一片片神秘海域。這種由近及遠的視角，讓我得以從更開闊之處，俯瞰小鎮。這是種全新的感受——我對這個地方沒有理所當然的歸屬感，但同時，我又反複來到這裏，矚目它的每一個細小變化，像精神上的監護人。
黃江和樟木頭交接的地方，叫牛屎坳。車從那裏俯衝下來，便正式進入樟木頭。那一刻，整個小鎮驟然冒出。那是緊張的一刻：時間突然以一種超自然的方式慢下來，一切都被放大、放緩、放慢。一切都變得模糊而神秘，像張老照片，看不清逼仄的出租屋，便宜的小旅館，一個挨一個的大排檔，也聞不到混凝土、油漆、灰塵和熟食混在一起的味道，看不到廉價塑料盆、被套、拖鞋相互擁擠的場麵，隻有一籮筐一籮筐的橘子凸顯，像座座傲然金山。道路從這裏分成兩條，一條依舊是莞樟路；另一條，是先威大道。我的居所，就在先威大道旁。而我要去鎮中心，須先穿過整條先威大道，在鐵路橋（橫跨莞深動車鐵路線）處拐彎，才能進入。整個小鎮的道路像條大章魚，不斷分岔、勾連、組合，最終粘連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