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樟木頭之前，男孩們對工廠生活一無所知，但尚小利的父親在黃江鎮打工，而黃江緊挨著樟木頭。這個親密的地理位置給男孩們壯了膽。每一次，尚小利和父親通話時，總是按下免提，讓粗糲的男中音響徹全宿舍。A503的人在聽到電話後，異常亢奮，像狗望見了主人，氣勢頓長。
看起來，男孩們的生活和在貴陽沒太大差別，白天進的是車間而不是課堂。但車間到底是車間，裏麵的一切都在考驗男孩們的忍耐力——無論是髒兮兮的牆壁、黏膩膩的地板、站著不能移動的十小時勞作還是飛舞在頭頂的訓斥。他們在風霜雨雪後，累得如龜孫，倒斃在床，但一說要出去，依舊興高采烈。他們的興致並沒有被熱帶暴戾的陽光曬萎烘懶，一直持有興衝衝的勁。
男孩們在業餘時間裏誇張胡鬧，是對車間僵硬生活的反叛。他們異常堅韌，要讓這個假期成為自己的“成人禮”。三個月，他們要痛快地掙一把錢。林業學校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要一萬多（雖然學校每年補助一千五，但家裏至少要掏一萬）。三年花三萬，對農村家庭是筆沉重負擔。所以男孩們趁假期出門打工，幹滿三個月再返校，每人存下的五六千，能給家裏幫大忙。
“在學校時總聽人家說外麵怎麼怎麼好，等出來一試才知道，和想的完全兩個樣！”男孩們窺伺打工機會已許久，但沒想到一來就是“站”。“哇塞，太邪惡了！”每個人都憤憤地咒罵。每個人都如伶仃長頸鹿，站得腰酸腳痛。“不加班還能撐，一加班就特別累！”但是，“一定要堅持下來！”七嘴八舌的聲音裏並不全是絕望。這個時候的男孩們，統一地，帶著一種失聰般的飄浮感，眼神溫柔又模糊。
尚小利一揮手：“隻要選擇了遠方，就要風雨兼程！”
第二天晚上七點二十五分，我在A棟樓下給尚小利發短信時，他回複說等一等，他們正在換衣服。我即刻懊悔——不該比約定時間早五分鍾。
男工們七點二十下班，三分鍾後走到宿舍，脫下工衣，換上便裝，對著水龍頭抹一把臉，用手指捋一下頭發，到出門時，至少七點三十。在電子廠，生活精確到每一秒。這裏已形成自己的一個單獨生態圈。這裏已是一座發射成功的人造衛星，無重力，無意誌，不過在自己的軌道上自如運轉，常態規則束縛不了它。
在樓下等男孩們時，看到了宿管阿堅。他剛從派出所回來，說今天在那裏耗了一天。上午九點，車間裏兩個男工發生爭執，一個人抄起手邊鐵棍，朝另一個的肚腩捅去；一個被拉進醫院，另一個被拉進派出所。阿堅配合警察辦案——不斷帶車間裏的目擊者到派出所，錄完口供後再送回廠裏，來來回回折騰到現在。
我邀他一起去吃飯，他即刻點頭，“正餓著呢！”
看我和阿堅站在樓門口，六個男工全都止住了步伐——他們怕的不是我，是阿堅。原來此前，因他們在宿舍嗑瓜子，皮鋪了一地，被阿堅狠狠訓斥過。阿堅的作風是，平時妙語連珠，一進宿舍就把臉板成花崗岩。他不得不這樣。他要管他們，哪裏能嘻嘻哈哈。阿堅對男工們是不耐煩的。從2013年起，當男工數量第一次超過女工時，阿堅就感覺煩躁：宿管工作明顯比以前難幹。當男工走進電子廠，讓這個地方整個陷入一種動蕩的旋渦，總處於防不勝防的狀態。此前的黃金時代，真是一去不複返了。從數字上看，工廠依舊是那麼多工人；但從精神來講，工廠生活變得比原先更緊張（工廠路上多了麵露凶相的少年，踉踉蹌蹌的酒鬼，氣急敗壞的購物者）。
男工們看到阿堅後，第一反應是想轉身就逃。但已梳洗打扮好，便隻能硬著頭皮往前。更何況，是大家一起。一起就好。
於是，我們集體朝廠門口走去。
我和阿堅商量吃什麼。他說：“還是去那家吧！”我點頭。他指的是電工的侄子開的那家火鍋店。電工和阿堅一個辦公室，總是央求他帶人來。所以阿堅每次吃飯，總首選這家店。雖然它正對著的是塑膠廠，和電子廠有兩三百米的距離。
我們八個人往凳子上一坐，黑壓壓一片。我突然想起曾莉莉也是貴州的，便發短信讓她來。兩分鍾後，她回信：“來不了啊。老班正在訓話，改天一起吃啊，謝謝！”於是，這一堆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令旁邊吃客不時拿眼神掃描，揣測我們的關係。等火鍋熱騰騰端上來，借著啤酒和白酒的勁，吃客的麵貌混淆成一片後，便再沒有人朝我們這桌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