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研究的現實關懷
專欄
作者：劉憲閣
新聞史研究未嚐不可以很有用，尤不乏現實關懷。
聞聽我從曆史學轉入新聞傳播領域，朋友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或許有望改善拮據的經濟狀況，對養家糊口不無小補；憂的是在新聞學科裏，能幹點啥？繼續做新聞史？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是咋還搞那些東西，既與現實渺不相涉，又對學生將來進入媒體工作沒啥用……這些想法並非沒有道理，但是新聞史研究未嚐不可以很有用（唯茲事體大，以後再細說），尤不乏現實關懷。
不妨先從治近代史的名家雷頤說起。2010年初的北京書展上，他“看上”的第一本書是閻步克《服周之冕：〈周禮〉六冕禮製的興衰變異》。這本書表麵上看是一本服飾史的著作，內裏關注的其實是服飾禮製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兩千多年來，中國是世上少有的以對穿著的規定來體現人的高低貴賤，並將服飾的等級化發展到無以複加程度的國家。通過梳理六冕禮製的變遷，北大曆史學教授閻步克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在雷頤的印象裏，“閻步克屬於做學問非常紮實、沉潛的那種學者，較少關注思想問題、現實問題，而這本書可能比較多地在學術中滲透了思想”。雷頤說，“這是他樂於看到的”，同時也“期待更多有思想的學術著作”。
無獨有偶。筆者當年讀博時常和導師楊奎鬆教授見麵。某次他談起調入北大之初曾應邀進行學術演講，其中也注意過並談起了閻步克。在那次演講中，楊老師說在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例子可以表現出曆史學家如何表現其現實關懷，“比如我們讀閻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不難了解到作者的現實關懷之所在。我們讀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更可以清楚地體會到作者嚐試總結曆史教訓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種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僅僅滿足於過程敘述和細節的探討，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獨到的深邃思考與現實關懷，無論如何都不會把讀者吸引到自己一邊來”。
在演講中楊老師還談道：“現實關懷也是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並謂曆史學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沒有思想性”。具體史實的考證，是揭示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發掘工作，做得好，就有價值。但是，“曆史研究並不都是具體的史實考據”。楊老師引用了1949年美國曆史學會主席在波士頓年會上的講話，來談曆史研究與現實的關係。這段話的意義在於講明了每個時代的曆史學家，都注定會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會依據自己所認定的進步或腐朽的標準來看待曆史，並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種他認為對社會有利的圖式來選擇、安排和強調他研究的題材及其事實材料。“換言之，每一個曆史學家其實都有為社會服務的條件和機會，問題在於你是否真能立足於現實，有充當社會良心的強烈責任感。因為隻有當你與眾多普通人一樣能夠深切地感受這個社會的危機和問題時，也隻有當你相信作為知識分子理應充當社會良心的艱巨角色時，你才可能成為被現世所重視的有所思想、有所創造的人。這也正是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所題紀念碑碑文中特別要寫下這樣一段話的原因，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閻步克老師可以說是老北大人，又是搞古代史的。那個時候，他和剛調入北大不久、又是搞現代史的楊奎鬆老師並不熟。但是聽說這段演講後，他還是送書給楊老師來指正。因為他覺得楊老師讀懂了他的研究和用心，所以此後每出書，必送。這也是一段學界逸事吧。但更耐人尋味的，是雷、楊兩先生不約而同地從閻先生的研究中注意到曆史研究與現實關懷，或者說學術與思想的關係。
一般的史學研究如此，新聞史研究又何嚐不然，豈能僅僅滿足於對史料的開掘和事實的勾勒？當然這些東西亦很重要，但也隻是整體研究框架中的一個必要步驟與環節。更重要的是在梳理史實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讀，尤其是通過研習新聞史，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現實。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研寫出有思想、有深度、有品位的新聞史。而個中關鍵，則在於研究者有無現實關懷，以及何種現實關懷。閻步克等諸先生的啟示，亦正在此。
（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